8月4日，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的当天，有一项议程是向美国“价值和哲学研究会”及其主席麦克林（George F. Mclean）颁发2013年全球对话奖（Global Dialogue Prize 2013）。这项奖是由丹麦设立的世界性奖项，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布。迄今为止，麦克林才是第二位获奖者。在颁奖大会上有五个人发言，第1位是以评奖机构的名义介绍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的成果；其余4位是介绍和赞扬研究会和麦克林教授的工作，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哲学所领导何锡蓉。对于这个奖项的历史背景我没有知识，但是对麦克林本人，我和我们所的许多同事都是十分熟悉的。是他，帮助我们哲学所走向了国际交流的舞台，建立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
我们所与麦克林教授的联系最初是在1988年建立的。那时，我国已经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学术方面也开始鼓励与国外进行交流。由于过去长期封闭，加上“左”的思想的影响，要建立与国外的学术联系谈何容易。所谓“左”的思想的影响，其实是一种威慑，一切与国外的交往都可能被看成是一种错误甚至勾结敌人的犯罪。那一年，当时的所长王淼洋老师到英国出席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会议期间又到欧洲大陆开展活动，由于国穷民不富，王老师也是囊中羞涩，别人坐飞机，他坐火车，同行的居然就有麦克林。王老师后来说，麦克林知道中国学者的处境，但是，他一点也不让人觉得窘迫。这样就交谈上了，并且约定与我们所开展学术交流。次年，麦克林访问中国路过上海，专门来我所座谈，议论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议题。1990年元旦前后，首次讨论会在香港举行，我们所去了六个人，麦克林带来了差不多数量的人，有美国、比利时和台湾的学者。我记得那次讨论的题目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还有一件事情影响很深，三天会议后休息两天，他给我们每人发两百元港币，以便外出时坐个车和零用。
以后，讨论会一年在上海、一年在中国周围国家，不间断地继续了将近十年。进入21世纪以后，会议的频率放慢了，但联系仍没有中断。回想起来，这样的交流对我们的帮助和促进是很大的。要知道，开始的时候我们与国外学者很少接触，外语自然是一个障碍，学术内容也各说各的，比如开始时他们有人从现象学的角度谈问题，我们茫然不知。这就促使我们加紧提高外语水平，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随着交流的推进，我们对外国学者不再感觉“怵”了，交流的水平越来越高，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深，甚至在一些很重要、很深入的学术问题上开始真正做到了互相交流、互相补充，并且提供有价值的观念。但是我们交流的主题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心。我们讨论过的议题有：改革开放与传统文化，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些议题几乎都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步出现。有时候他还特别把他带来的团队中的某些人重点介绍给我们，希望我们与之加强联系。其中就有恩特勒（Georges Endeler），他可以说是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这个领域很有影响，我们所的陆晓禾以后就与他合作走上了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已经并且还在做出成绩。此外他每年还在华盛顿举办为期十天的研讨班，我们所去参加过的同事大概有八、九个人。还有一项对于现行工作制度来说很扎实的成绩，那就是，麦克林会把我们每次讨论会的英文论文正式出版出来，我们则可以当做考核的成果。公开发表我们的英文论文是需要经过文字整理的，麦克林几乎承担了全部的工作，但是他总是把几位中国学者列为共同主编。有时他也要我校改一、二篇文章，结果就署我为第一主编。他是把荣誉让给别人。到目前为止，仅与我所有关的英文论集出版了大概有十部。我印象中他这样出版的书已经达到了300百部，那么，我们这里只是他工作量的三十分之一了。
他帮助我们走向世界，有一件事不妨说一下。他曾经把世界哲学联合会的前任主席麦克布赖德（William McBride）带到我们哲学所交流，这样他就对我们熟悉了。今年四、五月间他应邀到交大和华师大作讲演，讲现在哲学不景气，但是又提出发展哲学不必全照西方传统样式，肯定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哲学。据说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结果。可是《社会科学报》刊登他讲话的时候把他提到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一节删去了。我说这一点不是为了争功劳，也不是形式主义地、冠冕堂皇地要张扬社科院的国际名声，而是为了自觉我们工作的意义，不要妄自菲薄，从而更有信心把工作进行下去；同时也说明通过与麦克林的交流，不仅我们知道世界更深入了，世界也知道我们更多了。
现在，麦克林在中国的联系已经遍及北京、武汉、广州、新疆等地。至于他在世界各地的联系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只就他带到上海来参加会议的人来说，已经多得几乎数不过来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华盛顿与一位匈牙利学者聊天，他偶尔谈到，他曾经陪同麦克林走在布达佩斯的街上，一路上与麦克林认识打招呼的人居然比与他打招呼的人还多。尽管他有这样广泛的联系，但是他对与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联系一向是很重视的。这可能与他最初与王淼洋老师建立的互信有关，也与我们后来坚持卓有成效的交流有关。所以，这次事先安排好的包括杜维明在内的四位祝贺他获奖的发言中就有何锡蓉的发言。还有一点说明他对我们的重视，这就是，王淼洋老师曾经被邀请进入他主持的那个“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的理事名单，他退休后，我也曾受邀忝列其中。要知道，在这个人数不很多的理事会的名单中当初曾经有过利科和伽达默尔的名字，另一位中国学者的名字是汤一介先生。
麦克林每年好几次奔波在世界各地，人们好奇他为什么这样做？所需经费又从哪里来？接触多了我们慢慢知道，他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又是天主教Oblate教会的神父，所以他没有家眷，每月的工资除少量零用全交给教会。我曾问他，美国有许多基金会，是否申请？他说，他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基金，因为申请了基金就要服从于基金会的目的，他不愿受制于人。他有一个兄弟经商，能够每年资助他1-2万元美金，他主要是靠这笔经费活动。这次他像往年一样在世界哲学大会前举办三天会前会，题为“文化和哲学：全球变化时期的生活方式”，收到的论文摘要108篇。三整天的会议要解决午饭问题，希腊大学虽是合作单位，大约因经济危机，不承担任何费用。知情人士告诉我，是麦克林自掏腰包二千美金，议程上才有a light lunch will be provided这句话，当然也只是三明治和饮料。1999年，他组织我们哲学所和复旦一行10人作探寻佛教的根之旅，在印度从北到南二十一天的费用都是他提供的。他自己的生活节俭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知道他出席最近两次世界哲学大会，住的都是上下铺的学生宿舍，每天才5美金。在汉城会议期间，我亲自碰到他在便利店买一块面包站在路边吃晚饭。在印度那次访问，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发现他用的剃须刀是最老式的刀片架，自带的拖鞋有一只是后跟磨损掉了的。我也思考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他是为了传教，至少我从来没有听他劝我皈依天主教；我们的学术讨论或有对上帝不恭甚至冒犯的话语，也未见他动容。我想到历史上的玄奘，为了某种目的而献出毕生精力，他是否这一类的人呢？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奖状他的名称是“2013年全球对话奖”。
他现在已经85岁上下了，听说他住在养老院，身患癌症，做过化疗。这次遇到他，他说，五年后要在上海组织一次学术会议。我惊讶地说，2018年？他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