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见闻(三)

世界哲学大会像庙会、像大卖场。这话不错。各种哲学观点都可以拿到会上伸张、展示，于是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有互相抵牾、甚至南辕北辙的。我觉得，这次大会透露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要更新了。当然，并没有人直接这样说，我是根据听到的以及与人交流中得到这个印象的，同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也是与我带去的问题有关，即我自己在会上两个场所的发言都是主张更新西方传统哲学观念的。下面我就把我听来的和自己发言的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要提到美国布法罗大学哲学系教授、犹太思想和传统研究所所长柯亨（Richard A. Cohen）的报告。他的报告安排在“价值和哲学研究会”主办的三天会前会的第一场大会的第一个，可见很受重视。他的题目是“他人的脸：伦理学之为第一哲学”（The face of the Other: 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他借阐发列维纳斯的思想，提出第一哲学不是知识而是伦理学。这个说法之有新意，在于它有所否定有所肯定，而所否定的必是人们过去所肯定的。但是仔细一想，过去人们一直没有把任何知识当做第一哲学，而只有柏拉图所说的知识才是第一哲学。柏拉图所谓的知识与意见相对立，知识只是关于理念世界的事情；关于我们世界里的一切见解都是意见，而不是知识。现在，人们渐渐明白，柏拉图所谓的知识是排除了经验知识的纯粹知识，甚至也排除那些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而是指，用康德的话来说，使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先天范畴知识，到了黑格尔这里，就是以“逻辑学”面貌出现的内容。这部分知识是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或“是论”，这才是所谓第一哲学。

我没有在报告后立即提问，但是我想，说第一哲学不是知识而是伦理学，表达上是有问题的。伦理学也是一种知识，它只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因此，不能因为把伦理学放到第一哲学的地位，就否定了知识的第一哲学地位。进一步说，如果承认这里所说的知识指的是纯粹普遍的知识，那么，伦理学知识不过是普遍知识下的一种特殊知识，普遍知识能够解说特殊知识，而反之则不能。在这种思想框架下，伦理学是无论如何不能取代知识成为第一哲学的。

上面关于第一哲学的表述虽然含糊不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着一种积极的倾向，即建立在第一哲学基础上的传统哲学大厦的地基开始从内部发生震裂了。但是，只要还是停留在这种哲学的内部，就总是不能完全看出问题的症结。我在柯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摘要里知道了他的论证过程。他认为，在列维纳斯看来从事哲学活动无非有两种心智，一种是理性和逻辑的心智，另一种是“亲近的心智”（intelligibility as proximity）。前者导向科学、知识和“是”的问题，是受形式化逻辑制约的哲学智慧，是说出来的东西（said）；后者导向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其中有一种向宗教性东西的提升，它不是可见的东西和说出来的东西， 而是说出来的东西之“说”（saying）。我觉得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传统关于主体和客体划分的变换说法和延伸。传统哲学作为世界观，就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是客观的、是说出来的东西。到了近代以后，所谓普遍知识的哲学把人文领域排除在外的缺陷日益暴露，于是就转向所谓主体。列维纳斯关于“他人”的意识不过是主体理论的变换说法，不过，他的主体不限于认知客观世界时的主体，更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即面对他人的主体。列维纳斯认为，以上两种哲学本身都不坏，只是用一种去否定另一种的价值就坏了。柯亨认为，列维纳斯的重点放在“亲近的心智”，它能够拯救和说明“无人的理性心智”（intelligibility of impersonal reason）。于是就有了上述把伦理学当作第一哲学的主张。

如果我们可以把第一哲学与哲学的开端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究竟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还是伦理学（人的问题）是第一哲学，那么，一方面看，因为有了人的认知，我们才知道世界是这样或那样的，另一方面，人又是在世界中产生出来的，没有世界就不可能有人。这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在这个层面上提问是没有答案的。

下午分组会议中间茶歇的时候，我碰巧与柯亨教授走到一起。我告诉他上午那个关于以伦理学取代知识作为第一哲学的说法中所包含的困难，并且提示他说，海德格尔提出Dasein的观念，这是人和生存环境一体的观念，世界和人是在Dasein中一起展开出来的。不料他很快反驳说，海德格尔以“是”的意义问题为中心，这是撇开了人的。他对海德格尔的思想竟如此理解。因为这是茶歇时间，大家希望轻松，同时也希望与更多人接触，我不便硬拉他进入深邃的思辨问题。但是我告诉他，我已经插入下面的分组发言，正好他是主持人，我将从对他的评论开始。

出席下午最后一节分会的人很少，加在一起不过十来个人，其中还有几个是来等我发言完就叫我赶车回去的同事。不过，因为有柯亨教授主持，我的兴致一点不减。我事先向会议提交了发言提纲，题目是“自然和自觉”。但是我没有照提纲所列的讲，而是一开始就奔柯亨教授的话题。我说，上午柯亨教授发挥列维纳斯的思想，认为现在要用伦理学代替知识成为第一哲学，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就被认为是关于普遍知识的学问，这也可以当作是传统哲学的定义。如果能用伦理学代替知识，那么，哲学的定义、形态和内容就将发生变化。确实，哲学的定义在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以伦理学代替知识是不行的，因为伦理学也是一种知识，除非你讲的是伦理实际；但是，当我们谈论伦理实际的时候，讲出来的还是伦理知识。在住客分离的框架内，无论把世界还是人当作哲学的主题，总是有遗漏的。人和世界是一体的，世界中产生出人，人意识到和揭示出世界之为如此这般，二者合在一起就是生命现象。哲学应当是生命自觉的活动过程。

生命的自觉不是局限于个人利益的自觉，而是生命现象的自觉。并非一切环境都能产生人，迄今为止我们也只是知道我们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地球是有生命的，生命是地球上发展出来的，人只能生存在地球上。因此生命的自觉不仅是维护个人生存的自觉，也是维护生存环境的自觉。这里说的生存环境不限于自然，也包括社会生活的组织。反过来说，生存环境得到了维护，生命现象就能持续下去，原来死的环境也就成为活的生命现象的一部分。生命的自觉最终使得地球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体。地球孕育出了生命，一切生命也都是地球演变的成就，地球有资格把具有自觉意识的人当作自己的心。有了人，地球是活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假定了一种情况。有两个星球走上了相向而行的轨道，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如果其中一个星球上释放一种能量，主动改变了将导致相互撞击的命运，那么，站在外面看，我们就说这个星球是有灵魂的、智慧的。现在说这个故事已经不是纯粹的科学幻想，如果地球遇到了这种处境，人类是打算为自己也为地球去这么做的。

以上这些话对于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应该不难理解。在《周易》、《中庸》这些著作里多次提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北宋张载更是提出“为天地立心”，把人放在天地之心的地位，现代又有人生之“天地境界”的说法，这都是追求生命自觉的历历踪迹。西方哲学看似走了另一条道，它始于追求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近代以来，逐渐觉察到了在这种知识里人与世界的割裂，进入现代以来，又出现了海德格尔这样一些思想家，以生命自觉为宗旨的哲学是能够指望的。

生活在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其中有许多是由于人类自己的活动造成的，比如生态的恶化，贫富的差距，大规模的人间冲突，等等，这些都呼唤着人类、教育着人类提高生存的自觉性。

讲完以后，柯亨提问：人怎么能成为地球的心、为地球思想？答：现代科学揭示，人的思想器官只是大脑，但是没有人否认思想是“我”的思想，即包括手、脚等全体身体在内的“我”的思想，思想并不只是为了大脑而思想，而是为了包括整个身体、甚至推广到为了亲人、群体的思想。如果把生命看成是个别生命体与环境不能分离的现象，站到那个立场上去，那么人的思想就越出了个体生命，成了整个生命现象的思想。把思想扩展开去，就是张载所谓“大其心”。

又有人问：这种观点有助于解决国家和民族间的争执和冲突吗？答：国家和民族间的争执和冲突都受局部利益的驱使，尤其损人利己的一方是很狭隘的，如果“大其心”，站在全体人类利益的立场上，那么，争执和冲突自然可以消除。生态环境的恶化，威力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武器的出现，这些都是对全体人类根本利益的威胁，只有站在全体人类利益的立场上去思考和行动，才有希望解除这些致命的威胁。

以上的讨论是西方传统哲学所不见的，这是人类生活方式变化所产生出来的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不是哲学又是什么呢？问题虽是新的，但是，从我引的资料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就是谈这些问题的哲学。

还有一档子讨论也关乎哲学观念的更新，令我感兴趣。8月8日，我和杨国荣、郁振华一起参加了“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办的题为“Why Metaphysics Matter: The Future Metaphysics?” 的圆桌会议。即将在这届会议后卸任的这个学会的主席，（现由杨国荣教授接任），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勃郎歇（Oliva Blanchette）教授首先发言，他的题目是“形而上学在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的必要性”。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一向是哲学的皇冠，它高高在上，显示自己的尊贵，但是却远离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形而上学被人们日益疏离，进一步导致了哲学的衰落。这个形而上学学会的主席显然是要激活形而上学，同时为了复兴哲学，所以就来讲这个题目。

勃郎歇的主要想法是，如果我们承认一切学科都是关于being（“所是”）的研究，那么，要把不同的学科区分开来，就必须把不同的being区分开来。或者说，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处在being不同等级上的科学。处在较高级别being上的科学，如现象所研究的生命，知觉，理性，等，可以看成是从较低等级的being超越上来的。高级的being 包含着较低的being 。形而上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就在于，它是关于“绝对普遍的being”的。承认有这样一个绝对普遍的、超越的being，那么各种学科就结合成一个整体，就有了原理和目标。进一步说，人之所以要向高级的being超越，是因为人不能停留在自然状态，要超越自然；不能停留在物质，要向精神超越；不能停留在世俗，要向宗教性生活超越。我没能全部听清他的话，后面大概是应该说，世界和平也是一种高级的being，形而上学的作用是引导人类超越已达到那样的状态。

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发言无意中改变了传统哲学中超越的意义，这会导致形而上学观念的变化。我自己也写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将形而上学进行到底”。但是，我没有照本宣读，而是接着他的话题发挥。

我说，勃郎歇教授的发言表明，他想改变形而上学高高在上的地位，使之联系实际生活，这种形而上学已经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可是这不同点在哪里呢？就在他所说的“超越”的观念。“超越”这个词的确是表述形而上学这种学问特征的一个词，它指的是那个超经验的领域，是本质和客观真理所栖居的地方，是理性思维的对象。但是勃郎歇教授却把它用来表示从低级的being的学问到高级的being的学问的跃升。这里应当说清楚，学问等级的跃升实际上是人自己与事物打交道的状态的跃升。我很赞成这个说法。海德格尔已经指出，形而上学的超越，其根子就在人自己的超越，因而形而上学的超越就是Dasein的超越。这里又要说到中国哲学。当中国人把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时，取的是《周易·系词》的话：“形而上者之为道，形而下者之为器”。这个上和下就是人自己的上上下下的转变生存状态。其中“上”当译成ascend，“下”当译成descend。从讲“超越”眼睛盯着对象，到根据情况的变化自觉调整自己的生存状态，这就实现了形而上学从传统到现代的革新。不过，西方人讲形而上学只是一味向上超越，结果入于清凉高远的世界，与实际脱离了。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不仅讲上，还讲下，这就完整了。向上，是为了让生活获得更高的意义，向下，是让自己带着领略过的高深、美妙的意义返回到实际生活中。没有上，生活将没有高度；没有下，再高的意义也不能实现。在人自身生存状态的超越中，我们发现了形而上学的真正的根子，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也可以从这个根子处得到解释，它是让人自己置于概念思考的方式中实现的一种超越。根据生存情况的变化实现生存状态的自觉超越是新的形而上学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将形而上学进行到底。

由于接下去郁振华要发言，并且要就杨国荣教授接任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席一职所做的准备工作做说明，我的发言总共才刻把钟时间。我最后只是讲了几句标题性的话：中国古代哲学一向就是把成为生命的自觉者作为从事哲学活动的目的的。从事哲学活动的途径是身心修养。从事哲学活动的成功者往往被尊称为圣人。过去的圣人不仅自己修养成功，还承担着教诲人民的职责，到了现代民主社会，圣人没有了，成为生命自觉者的任务就落到了每个人身上。

没有提问。连五位发言者在内，房间里最多时候大约只有十个人。递过来一张条子，写着三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要我把文章传给他们。

回到上海以后，想想在这次世界哲学大会上的交流，觉得有点学术价值，于是就忍不住把它写出来告诉哲学所的同事们。其中关键的一点是，看来传统哲学的观念在我们手里要发生变化了。如果历史已经证明哲学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巨大的影响，那么，当前已经露出端倪的哲学观念的变化将是具有多么重大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