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顶层设计的道德在场性，提高制度设计的伦理质量？道德建设如何深入制度、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培育和践行方面发挥作用？如何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如何注意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道德评议的作用？如何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相应的社会和组织发展规划和考评体系？如何丰富完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和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在公民道德研究和宣传上的一些空洞、形式、脱节的状况，使得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有助于道德实践的改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为我们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实践方向。
公民道德建设任务十分严峻紧迫和繁重
中央历来重视道德建设，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历史性进步。但同时也看到，公民道德领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诚信缺失、价值观扭曲、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反响强烈、公众期待解决，加强道德建设任务十分严峻、紧迫和繁重。
对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已有许多分析和评论。笔者的看法是，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反应了公民道德建设客观条件和主观管理方面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巨大的挑战。从客观条件来说，我们所进行的公民道德建设是在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和深刻的变化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处在利用资本和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面临着由这种工具本身的两面性所带来的问题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冲突和协调问题。西方近代经历了市场经济脱离公民道德的独立化过程，直到最近几十年才重新提出回到公民道德制约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迄今仍悲观地认为市场经济是与美德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生产方式带来的文明化趋势，同时他认为，只有根本消灭这种生产方式才能根本消除不道德的根源。因此，我们在利用市场和资本的条件下提出公民道德建设本身，是提出了一个西方几百年没有解决、马克思期望未来社会解决的全新的困难任务。
另一方面，从主观管理方面来说，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是需要面向世界、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现实，是系统、整体和协同运行的新的社会制度体系建设任务，而从目前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理念来看，还远远不适应这种现实和建设需要。例如，由于观念或条块分割的体制原因，公民道德建设往往成了仅仅是宣传部门、精神文明办的任务，而未能融入改革发展的各方面，融入国民教育和实践的各个领域。笔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把我们今天的现实作为新的历史起点，用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在深层次和整体性上解决和回答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深刻矛盾和巨大挑战。
从全面深化改革来理解和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并没有专门提到公民道德建设，而是从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全面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实践方向。
首先，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目的，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身就包括公民道德在内的道德发展的要求。
其次，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的和内容，而且也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道德模范时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再次，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合力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并在最近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从公民道德建设角度来看，也就内含着道德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顶层设计中的在场性，打破公民道德建设在观念和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的狭隘性。正如刘云山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要把道德建设融入改革发展各方面，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改革发展的各方面，包括顶层设计的制度，包括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考评和现代化指标体系，也包括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道德实践的先进经验，激发和引导群众道德实践的积极性和热情。
公民道德建设需要新路径、新举措、新载体
公民道德建设要求，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是要求“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公民道德建设要求方面，已经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路径、举措和载体。例如，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大特色，是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的有效途径；又如，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是激励和引导广大群众参与道德实践、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应当充分肯定、总结和推广这些行之有效的路径、举措和载体。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的深刻的矛盾和巨大的挑战对这一建设推进所造成的困惑和问题。例如，公民道德建设如何解决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市场和资本活动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如何解决与来自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经济主体存在的分歧或冲突？其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传统路径、举措和载体也在受到冲击和挤压，例如“网络化人”、“明星化人”等形成了更为广泛的路径和载体。再次，如上述提到的，把公民道德建设理解为仅仅是文明办和宣传部门的事情，或事务化为仅仅是每年的纪念日或评选活动，而无关他们的经济事务社会事务，这种理解进一步压缩了公民道德建设的空间。
由此来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通过顶层设计的道德在场性，提高制度设计的伦理质量，从而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社会制度体系的支撑和基础？道德建设如何深入制度、组织（大量出现的公司组织，是道德建设不可忽略的重要载体）和个人，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培育和践行方面发挥作用？如何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尊重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差异性，重视发挥公众人物对普通大众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如何在发挥好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好都市类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优势？如何注意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道德评议的作用，对那些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对那些见利忘义、丧失底线的行为予以有力的批评和鞭挞，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如何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相应的社会和组织发展规划和考评体系？如何丰富完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创新等道德建设的新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和基础上，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在公民道德研究和宣传上的一些空洞、形式、脱节的状况，使得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有助于道德实践的改善。
（作者为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4年01月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