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下午,哲学所举办“信息文明与当代哲学发展论坛”第二期。会议由哲学所所长助理成素梅研究员主持,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哲学所和信息所相关学者与会。信息所唐涛做了题为信息文明与社会转型的主题报告。汇报涉及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什么是信息文明,什么是社会转型,信息文明在哪些方面推动社会转型,以及信息文明驱动下的我国社会转型风险。唐涛提出,信息文明是以信息资源为基础的文明,信息文明是以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的文明,信息文明是以创新为本质的文明。社会转型是指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是一种量变。转型的动力方面,有政治主导型、经济主导型、文明主导型。国外对信息社会的研究有1.贝尔和图尔纳的“后工业社会”学说;2.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3.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4.德鲁克的“知识社会”5.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空间”等理论。信息文明在诸如信息技术降低沟通成本、人际互动、人的开放性与社会化、社会关系网络、价值观的多元、代沟年限缩减、社会角色多元、现实互动减弱等方面推动了社会转型。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成员都发表了各自观点。成素梅提出,关于信息文明的研究,我们首先要明确在工业文明的条件下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社会包括人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结构、组织形态等。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管理的模式,或者是尺度范式,或者是我们的文化等等,到信息文明条件下,它带来的一些冲击以后,这个社会在信息文明下我们的社会应该转型,相比较原来的结构在哪些方面对原来的结构是一个颠覆?颠覆以后我们如何重建?在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尤其结合到中国社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该从这个框架下来构建研究的思路。何锡蓉认为,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一个信息文明,一个是信息社会。信息文明与信息社会的关系怎样,值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