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巴特教授来我所作“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学术报告

2015年12月15日上午，S.R.巴特教授来我所作“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由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我所老领导俞宣孟研究员出席，汤铭钧博士担任翻译，全所科研人员与部分研究生参加。

巴特教授首先表明，此次报告仅涉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还是应当由其他博学多闻的学者来提供。印度与中国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同样具有世界上不仅是最为古老、而且迄今依然具有活力、充满生机和蒸蒸日上的文明。这两个文化巨人之间，具有数千年相互接触与文化交往的历史，在中国的方面是道教，在印度的方面是吠陀的教法及从中衍生出来的佛教，是两国之间文化交往所凭借的纽带。在经由海路与陆路的丝绸及其他有形的商品贸易过程中，两国之间也可以说是互换了各自的思想与教法。有形商品的贸易仅具有一时的价值，而分享各自的思想文化则具有恒久的效应。冯禹教授在这个方向上已做出了极有意义的工作，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

巴特教授引用陈荣捷博士的说法：印度思想与观念体系的引入中国，正是在人类交往的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中国的人民接受了佛教所宣扬的观念与理想、信念与实践，并且将它们融入了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与生活之道中。不过，在全心全意拥抱佛教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了儒家或者道家的身份。这样一来，他们便对于凡是他们认为在佛教中非本质的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同时又无损于佛教思想的核心。事实上，对于儒教、道教和佛教这三个丰富的思想传统，他们创造了一种极为杰出的综合，而并未忽略或者放弃其中任何一个传统的要义。这就产生了一种令人愉悦的、奇妙的异种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创新，以及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辉煌的融合。儒教、道教与佛教，构成了中国文化与文明这个整体当中的三大主流。因而，佛教在中国，便打下了坚持的根基，繁荣起来，并与儒教与道教共存，在世界历史上这的确是相当独特的现象。佛教在中国取得了如此神速的进展，正如B.K. Sarkar所说的那样，在4世纪早期，已有十分之九的中国居民成为了佛教徒。

佛教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非常巨大。正是由于佛教本身的特质，以及中国式心灵的接受能力，佛教很快便与中国的各种丰富而且古老的文化传统发生了交融与合并，并且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生活之道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看到了佛教对于中国的广泛而且不容低估的影响之后，我们或许便会惊讶，假如佛教没有引入中国的话，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佛教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性格与文化产生了如此丰富的影响，以至于佛教的作用假如被忽略或者误解的话，中国的历史便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任主任任继愈教授的话来说，“佛教引入中国，将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把它看作他们自己的传统当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越出了宗教的范围，渗透到了中国的哲学、艺术、文学、语言、舞蹈、音乐、建筑、医学甚至家庭与社会生活之中。中国与印度两种文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并且各自得到了丰富，同时又保存了各自独有的特征。”

巴特教授认为，探究佛教是如何以及为何能够克服种种阻力与困厄，而在中国得到接受并且赢得深厚的根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未尝不可以设想，而且已有不少正面的证据也支持我们认为，正如在亚洲的其他部分一样，吠陀思想在中国的先行影响已经为佛教后来的传入奠定了一个深厚的基础。威廉博士在他发表于《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分支季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9卷的论文“论中国道教的来源”(On the sources of Chinese Taoism)中写到：“我们很可以主张，道教与佛教之前的婆罗门教可能有某些共通的内容。许多婆罗门思想中的神灵走进道教之中，甚至可能比走进佛教还要容易得多。甚至道教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道’与‘德’也可以类比于婆罗门思想中的‘大梵’与‘自我’。故而我们便能够建议，佛教与道教之间的亲和关系或许正可以从婆罗门思想对于道教的某些影响来找出它的理由。”在关于天神的教理方面的多元主义，在自然崇拜、神话学、图像学等等方面，在中国佛教的人格化与具象化倾向的方面，对于佛教寺院，对于佛教信仰与实践的切近、仔细的考察，很可以促使我们认为佛教在当今中国的情形，不过是我们所知的坦特罗以及往事书的印度教的那种信仰的某一变种而已。我们很可以猜测“道”的观念的产生，究竟是不是受到了吠陀的“天则”(Rta)观念的影响，因为这两个核心概念都是代表了宇宙的秩序。当然也可能是这两个概念产生于某种共通的思考方式或者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往事书神话中的夜叉、夜叉女、四大天王、天神、龙象、毗沙门天、雷神因陀罗、梵天、梵天王、乾闼婆、天女、罗刹、饿鬼等等形象，也同样可以在中国佛教的神话及其佛教寺庙中的偶像刻画当中找到。因而，认为“印度教的”文化之一般与佛陀崇拜之特殊不仅流行于印度，而且同样在中国也取得了恒久的地位，这也并非不切实际的说法。在我作为一名国宾，于1985年公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我便非常荣幸地亲身实地鉴证了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态存在于中国的活生生的、充满生机的佛教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或许是一件在心理学上有其必然性的事情。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也可能是与印度教徒的宗教意识具有相同的要素。正如上文所述，在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一种共通的精神状态、共通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之道。正是因此，我们才能够发现某种潜在的共通性，正是这种共通性使得跨文化的思想观念的传播成为可能。佛教所传入中国的，除了那些对于文化人与通俗百姓而言，均极有吸引力的、令人如痴如醉的多元神论的信仰以外，还有“业”的学说，即“业”的内容及其作用，“轮回”的学说，即世界的变化无常，以及“涅槃”最终寂静的学说。获得解脱、实现永恒的幸福的希望是如此地具有诱惑力，以至于中国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为它所吸引。关于某种终极的实在，比如“法身”或者“佛性”的观念渗透到了中国思想的方方面面，一切无常、一切皆苦、无物常驻，以及尘世生活的转瞬即逝，利他、崇高的清规戒律以及同情一切众生等等的观念，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与内心。佛教不仅唤起了人们深层次的宗教情感与热烈的信仰，而且还激发了艺术家们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陈观胜(Kenneth K.S. Chen)便写道：“佛教在中国最近数个世纪中的衰落，并不应当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宗教曾享受着无上的尊崇与普及的时候，它也曾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对于中国人产生了影响，对于中国人的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宋明理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受到了一系列佛教观念的激发。道教的某些特征，比如它的经典与神殿，正是照搬了佛教的式样。中国语言中的许多词语和表达方式的出现，也应当归因于佛教所传入的某些特定术语，而且在天文、历算以及医学研究中，中国人从印度佛教僧人所传来的信息中也受益匪浅。最后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正是受到了印度宗教所带进来的各种学说、实践、神殿样式以及仪式仪轨的深刻影响。”

巴特教授指出，尽管中国对于外来的佛教的接受，并且受到它的归化，或许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中国本身也拥有一种非常强势的、历史悠久的文明，但是佛教的传入也正是表现了中国文化本身新陈代谢的一个动态过程。中国拿来了印度的思想，并且根据中国的文化环境对它作出调整。即便在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广为传播之后，佛教变得越来越中国化，并且根据中国的文化环境作出自我调适，但是佛教的核心与要义仍然是印度的。中国佛教不过是以中国化的形式得到表现的佛教。它的精神气质仍与印度佛教相同，只不过其形式发生了变更。而形式就像是一层外衣，这层外衣完全可以根据环境的要求而作出变更。因此，中国佛教就可以说是印度的种子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产物。当然，中国在保存、宣扬和推进佛教思想方面的贡献，也不能被低估。一旦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中国不仅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外观，而且本身也成为了佛教思想的输出者。W.C. McGovern便非常正确地评论道：“中国在转向了佛教的信仰之后，其本身也成为了佛教的传教者，中国周边的大多数国家都是经由中国的影响才接受了佛教。”印度与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具有数个世纪的密切互动的历史，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均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这种共同发展，便使得这两个国家对于世界文化与文明作出了极为深远的贡献，而且这两个国家现在仍具备深厚的潜力，以一种更富意义、更有帮助的方式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印度和中国应当为了这个宏大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然而，由于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他们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奇怪的处境之中，即在文化领域，他们现在则是经由某种中介来审视对方，而并非同心协力。即便印度是佛教的故土，中国则是佛教的文献、思想与文化的最大守护者，但是印度的学者并不熟悉中国佛教，中国的学者也未曾直面中国佛教的印度根源，这恰恰是命运的反讽。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两国文化的复兴与在这两个伟大的文明之间思想的交换，需要重新开启。正如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的George McLean教授于2000年，在我的邀请下带领了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与印度学者展开一系列座谈的时候，所写道的那样：“中国学者需要重新被引向他们的佛教遗产的印度教根源，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更为丰富地领会他们自身的文化的精神根基与来源。”借用佛教的术语来说，George McLean教授作为一名“善知识”已经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来重新开启两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在这方面，他给我们带了个好头，我们两国的学术同仁，正是要延续这项经由越来越多的交往与互动，来相互理解和相互促进的工作。

巴特教授最后提出，在现时代，在所谓的“现代化”所带来的逆转世风的影响之下，我们两国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灭亡的极度危险，“现代化”本身便带有分裂、褫夺与消解的倾向。从我们两国开启现代化之路的一开始，这样一种规模广大的危险处境便已产生。我们已不再着力用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全球的方式，来分享一个共通的平台以共同应对“现代化”的挑战，这或许是由于无知、疏忽、以自我为中心的作法，或者是由于为现代性所迷惑等等原因。现在，已到了开启文化复兴之路的关键时刻，而佛陀的教导对此正是能够起到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佛陀的教导的旗帜下，重新开启跨文化的交往与互动，将不仅有益于和推动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同情与相互促进；而且还将更为巩固我们共通的精神基础与根源。这将使我们更能把握到精神性的、整体性的、全局化的视角，以反对分裂性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如果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能够回头去关注其悠久的历史，从而发现什么才是真的、善的与美的，什么才是其中真正具有活力与富有教益的，那么那些时代的智慧便能够以更为切近与更为如实的方式有助于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美好生活。

巴特教授的报告内容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溯本求源地追寻两国的历史，而且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当下发展的建议，期盼双方共同走向美好的生活。报告结束之后，何锡蓉研究员、俞宣孟研究员、夏金华研究员与其他诸位科研人员及部分研究生就印度佛教发展到后期的密教、印度密教与中国道教的关系、印度的种姓制度、宋明理学及心学与佛学的关系、人性与人民福祉的关系等问题与巴特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