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江研究员在报告中说，在当代国际文化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中，有两个颇有名气的学院，一个是中国的“孔子学院”，另一个是德国的“歌德学院”。目前歌德学院在德国以外有134所分院。去年8月28日是杰出的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歌德诞辰26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家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隆重上演了歌德的著名诗剧《浮士德》。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头条位置发表了纪念歌德的学术论文《浮士德精神与西方科技文化》。歌德的《浮士德》以及歌德的文学、哲学和科学思想不仅体现了德国文化，也是反映了整个欧洲或西方的文化精神。因此，我们常可看到，在当代国外许多学术文化著作（包括海外著名华人学者的论著）中，每每谈论西方文化精神特征、探讨西方“现代性”问题时，“浮士德精神”是常议常新的话题。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不断重新解读“浮士德精神”的时代意义所在，是歌德名著《浮士德》文化生命力延绵至今的原因所在。
吴晓江研究员认为，“现代性”与“现代化”是既有关联又有差别的概念。汉译英语“modern”一词，可译为“近代的”，也可译为“现代的”。从器物层面看，现代化运动起始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从历史范畴看，“现代性”多指西方人走出中世纪以来近代萌发的以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态度、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作为观念形态的“现代性”的源头可上溯到启蒙运动，甚至上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歌德诗剧《浮士德》以文学隐喻方式、艺术象征手法，反映了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哲学精神、科学精神和文化精神的“近代性”或“现代性”发展的生动写照和历史缩影。
吴晓江研究员指出，歌德以哲理性诗篇塑造的浮士德精神折射出西方“现代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反抗宗教蒙昧主义、禁欲主义，以人性对抗神性，称颂人的现世生活的幸福和理想，不懈探求新知识以实现人生的自由和价值。二，以科学力量战胜神秘力量，批判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主宰下的脱离自然、脱离实际、空洞思辨、烦琐僵死的学术知识，要求从传递和听命“上帝之言”的宗教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寻求与“天启真理”相对的“自然真理”，伸张人对自然之道、人世之道的独立思考。三，颂扬生活、实践第一的观念，反对经院哲学的唯理主义，反对固守教条，重视理论的经验基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的金树长青。”现代性的科学观表明，科学理论的适用性、正确性、真理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是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四，弘扬“新科学”诉诸实践、注重实验、强调行动、讲求功用的精神，反对古典学术坐而论道、静观玄思、抽象论证的旧传统；崇尚“有力”、“有为”的人生态度和科学价值观，促进实验科学和工程科学发展，使“有思”的科学知识赋予人类以新的生产力，驱使大自然的力量拉动人类进步之车前进。五，坚信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向前探索和有所作为，永不自满，永不怠惰，不断克服虚无主义、空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以无限追求、无限拓展的精神，无止境地拓展认识自然的视野和人类活动空间，无穷尽地追求新知，创造奇迹，建功立业，造福人类。
吴晓江研究员认为，歌德笔下“浮士德精神”折射的西方“现代性”，在自文艺复兴以来，尤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无疑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事业（包括社会生产力现代化、社会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精神素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疑要吸取和坚持这些西方“现代性”的积极因素。
吴晓江研究员又指出，我们还应看到，上世纪以来，在西方现代化国家，在近几十年来在受西方现代化模式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歌德笔下“浮士德精神”的“现代性”遭遇到新困境。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以无限探索自然奥秘、无限发展科技的冲动，无度地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实现做“大自然的主人”的欲望（浮士德率众向海夺地、填海造田的剧情是制服自然的象征）。这种片面追求征服自然、追求主宰自然权力的“现代性”，造成了今日地球自然资源趋于枯竭和生态环境衰败的危机。二是崇尚“有力”、“有为”的生活态度，异化为过度强烈追求“力量和效率”；乐于奋进、变易、竞争的生活情趣，异化为过度忙碌、过度重负、过度忧患的生活烦恼，造成了剥夺健康和生命的“过劳伤害”、“过劳死”，造成了“焦虑社会”的种种人生困境，违背了社会进步的幸福初衷。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无休止地追求新的知识、经历新的冒险、获得新的经验、赢得新的成功，使人们生活节奏不得不随知识和技术的急速更新而加快，人们面临瞬息万变的境遇产生难以适从的迷失感。
吴晓江研究员提出，解脱西方“现代性”的第一种困境，需要借取“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和谐”、“物我为一”的价值观，吸取“后现代性”反对“人类中心论”、“主体论”的积极思想，遏制人类无度主宰大自然的欲望，制约无度开发自然、索取自然的“现代性”冲动。解脱现代性的第二种困境，需要借取“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清静淡泊”、“宁静致远”的精神意境和“闲情逸趣”的生活态度，去矫正那种扭曲人性的求富、求动、求进的价值观，制衡现代社会的畸形竞争和疯狂节奏，在保持人际和谐、心身和谐境界的基础上，实现富有人性意义和诗意生活的社会进步。
成素梅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她认为，吴晓江研究员的任职报告选题很好。在后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在全球性地呼吁发展低碳经济与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的今天，通过对浮士德精神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视角，也为我们把抽象的哲学关注融入现实并把个人兴趣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启迪。就报告内容而言，可以讨论两点：一是关于报告中提到的“科学大战”实际上所揭示的是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者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这场大战兴趣于20世纪90年代，它既暴露了传统科学观的局限性，也向人们揭开了传统科学研究的黑箱，为人们更合理地理解科学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场大战中，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从对传统科学观的反对走向反科学的极端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二是报告中引用
在吴晓江研究员与一些同仁互动之后，所长童世骏研究员对报告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第一，做学问最好要结合文本进行解释与发挥，进而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哲学要有库恩所讲的“常规科学家”的心态。第二，吴晓江研究员很会选题，借助知名人物或事件的周年纪念写出相关论文和文章，杂志与报刊会有需求，这一点值得我们同仁学习。第三，关于科研工作者苦不苦的问题。童世骏研究员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性，不存在无压力的职业。选择进入科研机构，任务就是求知，求知不可能没有压力，而且有尊严才有压力。尊严对我们人生很重要。
图为吴晓江研究员在全所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