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汝伦教授应邀来哲学所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存异与求同：以余英时的比较研究为例》。报告会由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俞宣孟研究员就报告进行了点评，全体科研人员和部分研究生参与了报告会。
在报告的开始，张汝伦教授首先就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条件和方法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西哲学比较不能为比较而比较，更不是为了卖弄“学贯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求异”，其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西哲学彼此的特征。中西哲学是两个系统，只有把两个系统都搞清楚了才能进行比较，这是比较的条件。具体到比较的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也就是说，要对比较双方的问题有真切地把握，不“削足适履”。
接下来，张汝伦教授以余英时对柯林武德和章学诚之“求同”比较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张教授指出，尽管余英时先生对“牵强附会”式的中西比较有过痛切的批评，但当具体到相关文章和著作余先生却又不自觉地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张汝伦教授看来，因为章学诚和柯林武德生活于不同的传统和时代，各自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不同，所以二者几无通约的可能。张教授认为，余英时的如下论断：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与章学诚的一家之言“极为近似”，而且还符合中国一般的传统历史思想路数，是成问题的。在报告中，张汝伦教授列举了多条证据，指出章学诚的“言”和“事”与柯林武德所谓的inside和outside或thought和event，不但不相当，而且相距甚远。在张教授看来，比较研究，求同最易，然忽略历史特殊性的求同，难免不成比附。在报告中，他还就“哲学分科”、“以西解中”以及西方汉学家的中国研究等造成的流弊进行了批评。张教授还说，中国哲学如果有未来，只有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道路。
俞宣孟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比较认同张汝伦教授有关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看法。俞宣孟研究员认为，哲学分科之后，“比较”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现时代我们要主动进行比较研究，除了具有学术的意义之外，更应有民族生存和前途的考虑。在俞宣孟研究员看来，西方哲学求“本质”，中国哲学讲“知几”，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写出不依傍西方哲学框架的中国哲学。
报告会的最后阶段，陈常燊、鲍永玲、张锦枝、姜佑福等科研人员与张汝伦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和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