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6日至30日，来自各地的董仲舒研究专家、学者云集河北衡水，参加了由河北省衡水学院、中国广川董仲舒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全国董仲舒思想高端学术论坛”，我所外国哲学室主任余治平研究员应邀出席了会议。
余治平研究员在这次论坛发表了题为《董仲舒<春秋>法统的辨证与阐释》的演讲。演讲聚焦于《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余治平研究员以为，该篇文字蕴藏着董仲舒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描绘出董仲舒《春秋》法统的架构、谱系，因而颇值得后学做仔细深入的清理与研究。透过“质文”、“王正月”、“三统”、“四法”、“三王五帝九皇”之类的所谓“新的方式”，董仲舒之诠释《春秋》以及孔子之撰作《春秋》的根本目的显然并不在历史本身，毋宁在于由历史本身而折射出来的价值与意义，他们都试图把人们从历史带进历史哲学、从历史感性提升到历史理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说《春秋》是一部“立义之书”的基本原因。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一经极为重“志”，充分突出道德主体追求善、趋近于善的目的性与方向性，强调主观动机对人的行动及其效果的决定意义和引发作用。内在动机是质，外在表像则是文。文的一切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玉杯》篇说：“《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如果质容纳不了文，文又如何寄托在质的身上呢？质与文两方面都具备了，礼才能够生发、形成。然而，不同于《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和《玉杯》篇将夏、商、周三代之礼归结为质、文属性之循环流转，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却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系统，即将它们规定为一种忠、敬、文的关系。这种变化则足以颠覆今天的我们在董学系统内部对三代之礼的基本特点所做出的一切看似圆融、自洽的解释。“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三代之礼呈现忠、敬、文三者交互替代之理势。周文日盛，祸害毕露，救治的办法唯有重新施行夏代之忠，如此推演下去，无穷无尽，永远走不到头。所以，董仲舒说：“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于是，一忠、一敬、一文不只适用与夏、商、周三代，更可以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历史规律，不受时间条件限制，任何朝代之更替都可以从中找到学理根据。而在关于汉德确立之诸多史籍文献中，无论是早先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后来班固的《汉书》，都只字未提董仲舒的名字，更不屑说具体到他的质文互动、忠敬文循环、三统流转的思想与观点了。因此，说《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的一些部分属于后人杜撰、晚学衍生也并非没有可能，文本的混乱杂芜，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寻找和还原董仲舒思想、观念的内在统一性，而如果其全部为董仲舒之亲撰，其影响也只在思想、哲学，而绝不在当时的现实政治。
会议上，余治平研究员还被聘任为河北衡水学院客座教授。29日晚7:10，余治平研究员在衡水学院学术报告厅为该校师生做了一场题为《董仲舒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演讲。
图为余治平研究员发表《董仲舒<春秋>法统的辨证与阐释》的演讲
图为余治平研究员为景县董子文化园题辞：“塑建汉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