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活世界——第七届《哲学分析》论坛暨编委会议综述

2013年7月19日，《哲学分析》杂志选择以论坛的形式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这场“生日派对”议程有二：一是召开《哲学分析》杂志的编委会，为《哲学分析》杂志未来的发展提出宝贵建议；二是举办“哲学与生活世界”学术论坛。

一

上半场的编委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分析》杂志副主编何锡蓉研究员的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哲学分析》杂志编委会主任潘世伟研究员致辞，潘书记首先回顾了杂志创办的历史。潘世伟书记指出，《哲学分析》杂志的创办，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学术界诸多同仁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创刊三年，《哲学分析》杂志已经取得了较为引人注目的成绩。之后，《哲学分析》杂志常务副主编成素梅研究员具体的介绍了杂志创刊三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她介绍说，《哲学分析》自创刊以来就一直重视提高稿源质量的问题。在创刊一年之际的2011年，在童世骏主编的带领下，为了提高办刊质量、活跃学术研究氛围、创新办刊机制，《哲学分析》杂志创办了“《哲学分析》讲堂”和“《哲学分析》论坛”两类学术活动。前者是邀请国际知名哲学家作专题演讲，并请专人针对报告内容进行点评。至今共举办了五届，美国的然后将演讲内容整理刊登在《哲学分析》杂志上[1]；后者是围绕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展开讨论，并以批评与回应的形式在杂志的专题栏目中刊发学术讨论性的问题。[2]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五次讲堂和七六论坛。

《哲学分析》杂志从创刊到2012年12月先后有4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转载率逐年上升。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学术论文转载指数统计，2011年在哲学学科所涉及的233种期刊中，《哲学分析》的转载率排名第25名，综合指数排名第22名；2012年在哲学学科273种期刊中，《哲学分析》转载率排名上升至第5名，综合指数排名上升至第6名。就《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转载情况而言，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共从376种期刊上转载文章1127篇，《哲学分析》被转5篇，排名59位；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从424种期刊上转载文章1234篇，《哲学分析》被转6篇，排名至第48位。

 2012年《哲学分析》杂志有幸被评为“第五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算是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近两年来，《哲学分析》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并被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列为核心期刊。

成素梅研究员在总结三年来办刊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杂志面临的困难。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稿源问题；其二是审稿问题；其三是编辑部的运行机制问题。

在座的编委们针对《哲学分析》在办刊过程中碰到的困难，纷纷献计献策，提出了宝贵建议。同济大学的孙周兴教授、厦门大学陈嘉明教授及《社会科学》主编胡键等认为，要办高水平的杂志，首先是定位要准确。环顾当前的学术期刊多以综合期刊为主，然而，综合期刊往往要兼顾不同的专业，难以体现专业特色。因此，凸显专业特色将逐渐成为未来杂志的一种办刊趋势。

厦门大学的陈嘉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陆晓禾研究员认为，《哲学分析》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域，但还要继续加强与国际性刊物的办刊标准接轨，刊载具有学术前沿的主题文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付长珍认为，在数字化的背景下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读者习惯于读期刊而现在的读者更喜欢读“库”，即在数据库中找文章。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促使各家期刊纷纷加快了数据库建设的步伐，在这方面人大复印资料已经推出了“学者在线”平台。为此，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

在轨委及同行，《哲学分析》杂志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高瑞泉教授认为，当前办刊难就难在形式化的指标非常强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哲学分析》杂志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活泼性，特别是《哲学分析》讲堂和论坛的举办大大的活跃了学术界。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刊登在杂志中的关于《哲学分析》论坛的“批评与回应”类文章因常常受时间限制，还需进一步沉淀。高瑞泉教授的建议是可以将《哲学分析》论坛的组织时间拉长，使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有足够的时间沉淀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写成论文发表在《哲学分析》上。这样既保证了《哲学分析》杂志办刊的活泼性，同时也使批评与回应的话题更加有深度。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柯锦华主编结合《哲学分析》杂志现存的问题给出了5点建议：（1）杂志的定位是否准确关键在于“取舍”，取决于办刊者要办怎样的刊物。《哲学分析》作为哲学专业类期刊，首先要明确专业期刊和非专业期刊的差别，其次还要在专业期刊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并且定位一定要细。（2）稿源问题是所有期刊都面临的问题，目前《哲学分析》杂志的优势在于通过《哲学分析》讲堂和论坛的形式凝聚了国内外一些顶尖哲学家的观点并以研讨会的形式进行讨论。但就讨论的话题而言还是太窄，窄就窄在没有把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放在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趋势下。为此，建议《哲学分析》论坛的讨论话题还应当更加宽广。（3）《哲学分析》杂志的编辑队伍还需要进一步锤炼。（4）《哲学分析》杂志应当更加充分的发挥编委的作用。（5）《哲学分析》杂志的规章制度仍需要进一步规范。

二

接下来是第七届《哲学分析》论坛，编委们围绕“生活与世界”主题畅所欲言，概括起来有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高瑞泉教授从“观念”的视域上阐述了对世界的理解。他认为，可以把对观念史的研究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另类途径，特别是通过对认识心灵史来认识心灵本身的“批判观念史”研究。批判观念史的建立，立足于两个世界：经典世界与生活世界。怀特海认为生活世界是第一位的；而章太炎则认为“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怀特海的两分法不但告诉了我们观念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观念何以会发生诸多“位移”或转换，这在经典世界内部是无法澄清的，而真实的观念应该是影响行动、改铸存在，不能仅仅在经典世界中获得解释。而章太炎所谓“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过程的实现，也绝不是仅靠经典解释就能达成，它需要我们回归生活世界。

陆晓禾研究员是基于“生活伦理”的视域认为，现当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和横向超越，为经济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哲学视域和基础，而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为这种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独特资源。她从“在场”与“不在场”的视角上提出，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伦理问题、官员腐败问题以及虚拟经济的伦理问题等，都要求考虑不在场的消费者、后代人、公众、纳税人或投资人的权益，这就要求当事人将伦理考虑用于未出场的群体，超越在场的当事人、当事人的权益，而进入不在场者的境况，要求超越按主客关系来理解的“理性人-规范”模式，而代之以按主体间关系来理解的“在场与不在场者-关心”模式。

    其次，江怡教授、陈嘉明教授与周山研究员、余治平研究员分别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层面上讨论了哲学的真谛。

江怡教授对分析哲学概念的不同解读进行了归类：一种是历史的描述；一种是方法论说明；还有一种应当是精神上的解释。所谓精神上的解释是把分析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精神，即分析的精神。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解释分析哲学的性质。但是，在当今的哲学语境中，分析哲学更像是一种真正能够让我们的思想寻求明晰性、让我们的表达更具有逻辑性、让我们的讨论更有说服力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更加确定的理解哲学在处理问题时的作用。

    陈嘉明教授在报告中讨论了康德哲学中存在的符合论和建构论的矛盾。认为康德哲学倡导的是一种先验哲学，而不是所谓的经验哲学，原则上要求我们的认识去符合对象、而不是对象符合我们的认识。这种“颠倒”，势必会造成一定困难：一方面，康德承认真理的标准是符合论的，这势必要求认识应当主动符合对象；但另一方面康德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命题又要求对象符合认识。二者的矛盾变衍又进一步衍生出第二个难题：一方面，对象要符合我们的认识，或者说，我们的认识使对象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是主观性的，而主观性的要使客观成为可能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在论证上就产生一个困难，即怎么证明这一点？形式的东西如何能够带来内容上的客观有效性？

   余治平研究员和周山研究员讨论了《周易》问题。余治平认为，《周易》之《谦卦》第一次把谦德纳入一个近乎神秘又非常严格的知识架构（卦体、卦位、爻位）中，并借助于特殊的叙事方式和解读路径（卦象、卦辞、爻辞、传解），予以阐发，逐步推证，使之获得可靠的理性根据与信念力量。再经《易传》的诠释与演绎，又注入了更为丰富的人文价值蕴涵。《周易》之后，谦的品格更被世代社会精英所倡导和推扬。关于谦的评议与论述，经久不息，其思想内容也逐步呈现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饱满的态势，最终使谦之为德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项有机构成，是古今中国人公、私生活的一项重要品格。

    周山研究员提出，《周易》是一部帮助人们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卦象爻象、卦名卦辞爻辞是这个类比推理系统的核心构件。卦名主要根据重卦的上、下经卦关系所象征的意义或重卦整体所象征的意义而确定；卦辞是对卦象意义的总体阐释，爻辞是对爻象在卦体中的特定位置所含之义的阐释；卦辞、爻辞以例说方式“明象”，一个卦辞或爻辞中往往包含有一、两个甚至三、四个例说，这种以譬喻为主要特点的言说方式，训练、规范着炎黄子孙的思维实践，逐渐形成了注重类比的思维定势。

   第三， 孙周兴教授说，马克思曾提出，哲学要对生活世界提供一种恰当的解释，并改造我们的生活世界，这就为哲学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要求——要求哲学要感动人、启发人、推动人去创造。那么，如果我们重新来反思哲学的本质，哲学是不是又让人死去活来的力量？!哲学能感动人吗？!显然，从西方哲学史上来看，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哲学都是感人的，但尼采却认为上述哲学虽然感人却具有欺骗性。尼采追问的是如果把文化的假面彻底撕下来之后，哲学还剩什么？这就迫使哲学开始关注我们的生活世界。在这方面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重新解释了生活世界。但当他们重新解释世界时，尼采选择了放弃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达哲学，因为尼采发现哲学语言达不到感人的效果。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要求在当下直观中体现对象，但海德格尔的表达还不够。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来说，需要以怎样的文化形式来承载，也就是使哲学如何更加感动人的问题，是比理解哲学本身更困难的问题。

俞宣孟研究员在“将形而上学进行到底”的报告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形而上学”其实可以翻译成是“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提升”，或者说，是人对自身的超越。这种超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身体上的超越，一方面是思想上的超越。就二者而言，人身体上超越似乎更容易一些。要想从思想上超越，就要形而上学走入底层，从理论基础上进行超越。除了要形而上，还要将哲学推广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我们总是要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适应外在世界，因此，哲学是人的生存自觉的过程，而且是必须的过程。

杨国荣教授认为，正如对认识过程的理解应当超越单纯的认知而赋予其广义的内涵一样，实践过程中的理性化，也需要在广义层面加以把握，后者意味着赋予理性化以合“情”与合“理”双重内容。实践过程的合理性或理性化既涉及形式之维，也关乎实质的方面。从实质的层面看，理性化不仅与“理”相关，而且也与“情”相涉。这里的情既指“情境”，也指“情感”。在积极的意义上，实践活动的理性化表现为合“情”合“理”，这一论域中的“合”既意味着普遍之理（存在法则与社会规范）与具体情境的交融，也展现为形式层面的理性程序与实质层面的情感沟通、情感关切的统一。从现实的层面把握实践过程的合理性，需要从广义的视域出发，对“情”与“理”予以双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