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6日，由《哲学分析》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青年工作委员会以及北京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承办的“哲学分析论坛：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分析》编辑部等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从辩护到审度：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主题，对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刘大椿教授的相关学术思想进行了热烈而又富有成效地讨论。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主任刘永谋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哲学分析》常务副主编成素梅研究员以及刘大椿教授做了简短的致辞。郝立新指出，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科技哲学界认真审视“如何看待科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成素梅介绍了“《哲学分析》论坛”的来由和现行运行状况，认为现在中国哲学界不能简单一味的介绍西方哲学或哲学家，更应该注重介绍和发展我国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刘大椿指出了选择“从辩护到审度：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主题的背景和原因。
一、报告内容
上午的主题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王伯鲁教授和《哲学分析》韦海波编辑主持。
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发言以 “走向第二种科学哲学” 为题。对于“审度的科学哲学”的观点，吴国盛并不完全赞同。为了澄清“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语境：胡塞尔语境中的科学是一种“纯粹科学”，正统科学哲学是一种“求真科学”，而海德格尔语境中的科学哲学是一种“求力科学”。
吴国盛认为，正统的科学哲学强调“辩护”和“发现”的分离，着眼于“辩护”，而将“发现”排除在外。由于其狭隘的视域，仅仅关注于发现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条件，而没有进一步去探讨它的存在论条件，因而是不彻底的科学批判。因此，科学哲学应该从知识论走向存在论，从而实现彻底的批判。走向存在论，必然要讨论科学哲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在正统哲学那里，科学哲学史是无关紧要的。吴国盛认为，胡塞尔现象学提出的意向历史概念解决了哲学（理性）与历史（起源）的二分问题。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是一定有它的构成的历史和意向的起源，追溯它的构成的“历史”和意向的“起源”就是科学存在论的任务。据此，他质疑刘大椿先生所提出的“审度的科学哲学”。他认为，第二种科学哲学还没有走进去，因此当下的工作在于走向它。
东南大学吕乃基教授的发言是以“马克思‘两条道路’视野下的科学哲学”为题，着重剖析马克思“两条道路”的关键转折处——“最贴近的规定”。“最贴近的规定”是通过抽象分析、归纳等获得的，与个别、语境和主体无关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当代科学哲学领域“乱象丛生”，而对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将有助于梳理这一“乱象”。
吕乃基认为，不仅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沿着马克思的“两条道路”，而且科学哲学本身的发展也是沿着这两条道路的。诞生于20世纪初的科学哲学，自然以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位于第一条道路上的科学为研究对象，其自身基本上也行进于第一条道路上，逐步达到以逻辑实证主义等为代表的“最贴近的规定”。而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库恩的历史主义等在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批判中伴随着科学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同时也标志科学哲学转向自身发展轨迹上的第二条道路。换言之，第一条道路便是“辩护”阶段，第二条道路是“批判”阶段，当科学哲学发展至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时，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行。因此，吕乃基认为，刘大椿先生所提出的“审度”并非是辩护与批判的折中，而是要去“拥抱一个自由宽容、兼容并蓄的新哲学理想。”吕乃基认为，我国科学哲学界第一条道路发展不充分，而又在相当程度上是跟随西方科学哲学的第二条道路，通往越来越狭窄的地方性的细枝末节，没有“建构”和发展出具有中国地方性的科学哲学。当西方学术界在发散之路的细枝末节上纠结和“彷徨”之时，中国科学哲学有可能实现跨越。
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的发言是以“评刘大椿教授的‘另类科学哲学’思想”为题，以《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以下简称《思想》）为主要文本，对“审度的科学哲学”进行了细致的评析。吴彤基本赞同刘大椿先生的观点，认为《思想》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全面、典范而深刻地梳理了正统科学哲学之后新科学哲学发展的脉络和演变，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但是，对于某些具体的论题或观点，他持有质疑的态度。
首先，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内涵与外延。书中对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内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是诸多描述之间有不一致甚至是矛盾之处。对于外延，一方面为什么选择书中的特定人物进行介绍，有什么选择标准，该著作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以至于一些应该被纳入的科学哲学家而被忽略了，如卡特赖特、劳斯等；另一方面，把海德格尔和整个SSK放到另类科学哲学里讨论，是有问题的。其次，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评价。《思想》对于“另类科学哲学”的评价不乏创新之处，但也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吴彤认为，这与作者的“既要……又要……”的纠结的、想要走一种中间道路的立场有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他质疑审度的立场能否获致全面的深刻，认为唯有采取多元论的立场，才有容纳他者的可能性。最后，吴彤认为，书中在评价库恩的历史主义和其他地方，使用了“滑向相对主义”的用语，预设了相对主义是“坏的东西”，作者的立场仍然是正统科学哲学的立场，而不是自历史主义之后的新科学哲学立场。
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辩护时难度更难——关于科学哲学之审度策略的‘审度’”。他充分肯定刘大椿教授的“审度的科学哲学”，认为它为当代科学哲学的纷争提供了一个带有东方特色的策略，属于执两用中之道，亦可看作是科学哲学探索的“第三条道路”。审度是一种健全理性的态度，是科学哲学发展的趋势。但是，审度由于其“高阶”态而可能会遇更大的困难，例如审度怎样介入已有的学术论争？审度的思想背景是什么？它的方法论路线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和评价？这些问题均要进一步研究和阐明。
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超越辩护与批判：寻找科学哲学反思的新取向”。他结合刘大椿教授的学术史，认为超越辩护和批评的激烈辩驳，确立“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实现“对科学从辩护、批评到审度的转换”，这是当今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他重点讨论了“审度的科学哲学”的思想内涵、方法论基础和及其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建设的意义。他认为，刘大椿之所以会提出“审度的科学哲学”这一论题，是和他一直所倡导的互补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审度的科学哲学”对于消除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壁垒，回复科学的本真状态，规避某些科学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下午的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劲杨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林坚编审主持。
成素梅研究员的发言以“科学哲学：脉络与走向——兼评刘大椿的科学哲学观”为题。她充分肯定刘大椿先生把科学哲学的发展概括为对科学进行辩护、对科学进行批判和对科学进行审度这三种阶段或三种视域的观点，认为这种概括把握了科学哲学的整个脉络，揭示了纷繁复杂的不同流派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合理地理解科技时代的科学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线索。
成素梅首先回顾了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认为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从改造哲学到理解科学。她把科学哲学分为“内在论的科学哲学”和“外在论的科学哲学”。前者以不怀疑科学为前提，对“科学究竟是什么”给出更合理的理解；后者是一些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对科学表示怀疑，欲把它纳入到社会学研究的视域之内。二者的共性也有许多，例如都把真理符合论作为前提，信赖科学方法论，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观察是中立的，以及求真的思维方式等。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是理解科学与批判科学并存，而不是如刘大椿先生所理解的是在“辩护”之后才进行的“批判”。成素梅完全认同刘大椿教授对未来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的观点，即从认识论到知识论。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关注问题的核心从“真理”问题转向对关于“对知识本性的一般哲学理解”，科学知识的领域也从自然科学的知识，扩展到社会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以及其他知识类型的哲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段伟文副研究员的发言题为“从科学活动论到对科学的审度”。他认为，刘大椿教授的“审度的科学哲学”是对当代科学哲学日益关注具体科学与科学的实践性这一趋势的精准把握，也是中国科学哲学家对科学哲学新趋势做出的重要回应之一。
段伟文认为，科学不是自在物，科学的客观性值得重新定义，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讨论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科学。在现在的科学活动中除了“求真”，“行动”更为重要，因此现在所需要的是“审度”或“审慎”而不是证据。在审度的时候有三点值得考虑：首先，科学的比较优势；其次，民主化问题，也即在大科学时代，我们该如何选择，如何超越民粹主义和精英。最后他认为科学问题是一个边界问题，科学是一个边界物，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意义。但同时也认为科学也是有语境性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中国科学院大学肖显静教授的发言题为“科学以及科学文化的‘文化缺失’与‘文化回复’——刘大椿先生的《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读后”。他首先澄清了了刘大椿教授《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一文中的相关概念。接着，他认为科学主义成为霸权文化，造成了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僭越以及科学对人文的僭越，从而使“科学文化”缺失文化。对于“科学文化”缺失文化这一现象，他认为应该进行“文化回复”。具体措施有以人文引领科学，避免科学对人文的僭越；反对科学霸权，消除科学主义文化的负面影响；认清科学人为的“祛文化”状况，明确科学“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改变科学以及科学文化不恰当的社会文化负荷，引导科学健康发展。这也许是刘大椿先生所指的“文化科学”的主要内涵之所在。
二、自由发言和讨论
自由发言和讨论分为上午板块和下午板块。
在上午的自由发言和讨论中，刘劲杨对于吕乃基所做的主题报告的有些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在把复杂性科学作为后现代科学的一个代表有些不妥。事实上，在复杂性科学里面不是不追求确定性，而是追求新的确定性，因此这不意味着后现代科学走向一种非理性的、无秩序的路径，故而不能作为第二条道路或者与经典科学决裂一个例证。吕乃基教授回应道，在第二条道路上也会存在着第一条道路，而这不是决裂的。对于复杂性科学地研究，是在第二条道路上的一个个案的第一条道路，其最终也要回到实践当中去。接着王伯鲁对于吴国盛和吴彤的发言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科学哲学如何应对多种科学形态（技术科学、工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或者如何把它们纳入到科学哲学领域内。
清华大学蒋劲松副教授指出，刘大椿先生在对另类科学哲学批判的同时，也继承了其开放、包容、多元的精神。对于吴国盛教授所提出的应该“走向”，而不是“走出”第二种科学哲学的观点，他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正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和审度的科学哲学（第三种科学哲学）的发展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更多的是逻辑的、自然发展的顺序，第一种成熟之后、第三种也有可能逐步完善和发展。并且，三种科学哲学的流变和发展，其实是有背景和功能的，因此要研究“审度的科学哲学”的功能是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在一些复杂的、交叉的问题域中，“审度的科学哲学”能否提出新的方法论？如何理解“审度的科学哲学”这一态度或纲领？最后，他指出，每一种哲学其实都隐含着一种生活态度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因此“审度的科学哲学”也应该把其背后的生活理想或“中国梦”凸现出来，这也许是当下最具有意义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极力赞同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第一种科学哲学着眼于知识论；而第二种着眼于广义的文化哲学问题。而审度的科学哲学应该着眼于科学文化哲学，这一新的哲学态度不仅仅具有一种国际性的趋势，而且回答了到底中国学者能不能写出自己的科学哲学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刘海波研究员补充了两点。首先，讲到科技政策学，他认为国外主要解决的是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做一个好的政策，因为科技政策学更迫切需要有一个哲学基础。其次，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审度的科学哲学”如何给出自己的回答。
下午的发言和讨论相当活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治立教授首先发言。对于“审度”，他认为“审”的对象或许是正统科学哲学，而“度”是对当代新的科学哲学思想的一种回应，二者与科学哲学中的“权利”和“权力”问题有着某种契合。他指出，吴国盛教授在不同地方混淆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并对吴彤有关“相对主义”和知识地方性问题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审度的科学哲学”虽然还不完善，不够明确，但总会通过不断地辩护而得以发展。
王伯鲁认为，求真的文化和求善、求美的等文化会有矛盾的，并提出在文化科学的“文化回归”过程中，如何协调这一矛盾这一问题。肖显静进行了简单地回答，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孰是主导。林坚对于肖显静发言中的“科学是主流文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对“科学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主流文化”，对于不同的对象回答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一问题有待商榷。吕乃基也谈到，在现在的中国科学文化肯定不是主流。王伯鲁认为，把“科学文化”或“技术文化”作为主流文化也有其合理性，并以“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概念作为证据，并且指出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渗透都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胞里面，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肖显静认为，把“科学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主流文化可能有好几种。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文化是不是主导文化。段伟文以“五爱教育”中包括“爱科学”作为科学是主流文化的证据。孟建伟区分了两种主流，一种是文化中的主流，在这一种语境中科学文化作为主流文化毋庸置疑；第二种主流是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文化，在这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主流文化。即便是在意识形态中，也需要科学的参与。蒋劲松指出，我们应该区分两个问题，即科学是不是主流文化、我们对这一主流文化理解的好坏和运作的如何。他认同孟建伟的看法，认为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与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在当下许多所谓的“大师”流行的今天，批判科学主义是有很大意义的。
刘劲杨赞同成素梅研究员对“辩护”这一概念的溯源。通过对“辩护”、“批判”或“解构 ”、“审度”这三个概念的比较，发现“辩护”的核心在于知识论，同时却导致了价值论的效果；“解构”的科学哲学不仅仅是提出“科学是坏的”，而且以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解构科学，从而是实现了在知识论和价值论两个层面来解构科学。而在“审度”这里，为了要超越前两者，有两条路径可走，一条是在知识论上还必须要采取“辩护”的立场，在价值论上吸取“解构”阶段的一些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一些智力资源；另一条路径是以知识决定价值取舍，这是一种特别值得去做的方法。除此之外，他也认为从“辩护”、“批判”到“审度”不是一个时间顺序，而是一个逻辑上的、范式的转型。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李永乐副教授认为，如果跳出科技哲学的圈子来反观“审度的科学哲学”，可以发现它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复兴之路上争取世界发言权的过程中中国哲人的某种努力。
作为《思想》另一位作者，刘永谋谈了一些体会。首先，另类科学哲学研究是科技哲学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一方面，科学哲学正在走向主干衰落和总体分裂，这与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将另类科学哲学纳入科学哲学学科内，丰富学科资源，扩充学科基础，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审度的立场，科学哲学才能为STS、科技管理、科技与公共政策等应用研究提供可能的哲学基础。其次，从“辩护”、“批判”或“解构 ”到“审度”的转变，不仅仅是学科健康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价值观发展的需要。“理解科学”的主体不仅是哲学家、科学家，主体更应该是人民大众，中国学者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发出自己的声音。再次，“辩护”、“批判”或“解构 ”到“审度”的转变，是一种哲学理解科学的态度和取向的转变，不是建构某种新的哲学体系。科学哲学的发展必然与科学本身的发展和历史境遇有关系，“审度”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纲领、一种启发性的思想策略。审度并非科哲哲学的终点，它不具有排他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除此之外，他认为，吴国盛提出的“第二种科学哲学”与“审度的科学哲学”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兼容的，并且 “第二种科学哲学”也极有可能走向“审度”的立场。
除了老师外，一些研究生也参与了自由讨论。
三、刘大椿教授回应
对于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讨论，刘大椿先生最后做了概要回应。
刘大椿对吴彤针对“另类科学哲学的内涵和外延” 的质疑回应道，《思想》确实应该对另类科学哲学的内涵说得更明白一些，书中也存在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内容，例如科学决定论和某些SSK学者就不属于另类科学哲学，而是属于现代科学哲学的范畴。“另类”的含义和取向就是批判或否定，或许用“解构”代替“批判”来表述更为恰当。至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外延，肯定还有一些没有被《思想》包含于其中。但是，应当看到，在中国能把“另类科学哲学”放到台面上来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对“另类科学哲学”不要有先入之见，不要有预设，应该给予踏实的研究，吸收其精华，批判其糟粕。刘大椿不认为《思想》坚持的是一元论立场，虽然该书在表述方面可能存在欠缺，但总体上是赞成多元论的。对于相对主义和相对性，他认为要区别对待，对于相对主义还是要批判的，但相对性普遍存在，且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吴国盛的评论，刘大椿认为很有分量，但并不完全认同。他不反对吴国盛所支持的“纯粹科学”，但是却无法否定“求力科学”和“求真科学”的实际存在和重要作用。科学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科学和技术密切联系的当下，走出辩护的科学哲学是要做的，走近“另类科学哲学”也是一条路径，却不是唯一应选之路。“审度的科学哲学”并不否定任何一种另类的或解构的科学哲学，它只是倡导一种取向，并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科学哲学。
刘大椿谈到“科学文化与文化科学”时，充分肯定肖显静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所谓“科学文化”，他认为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而他目前所指的“科学文化”是当今处于霸权地位的科学文化。科学本来只是多种文化形态中的一种文化，而现在却被异化了，成为了一种霸权，成为了“好的”代名词。在科学处于霸权地位的今天，吊诡的是，科学文化竟然变得没有文化了。“文化”到底是什么呢？虽然这一概念很难回答，但多数人都认同文化是文明渗透到各个领域之后才得以形成的，因此说科学没有文化其实是指科学没有把今天人们所认同的文明精神渗透到其他领域。让科学有文化，也就是说让科学更符合人性，更具有人文精神。这也是“审度”所包括的一个含义。
最后，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刘大椿回顾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旅程，尤其是在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上的情况。从自然辩证法到科技哲学，中国的科技哲学事业曾经走在思想解放的最前沿，之后又一直与改革开放事业紧密相连，在中国当代思想中有着重要的位置。老一辈学人筚路蓝缕，顺应时代，弘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引介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想，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科学哲学研究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如此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科学技术本身不断在流变，中国不断在发展，与之相呼应，中国科技哲学也必须不断进步。一方面要与世界同步，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提出自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