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3月15日，我们从天台龙穿峡去国清寺，车子在山上盘旋，无意中邂逅了“万年禅寺”。因为橙黄色山墙上“东晋古刹”四个大字，回来就翻书。嚇！果然有故事。
庙里和尚介绍说，此寺初建于东晋，创立者名尊者昙猷。【梁】释慧皎著《高僧传》卷十一有“晋始丰赤城山竺昙猷”一章，专述其人。始丰、赤城是古代当地的地名，现在仍是簇拥着天台县城关镇的两个街道的地名。文章说，竺昙猷是敦煌人。可见他是个西域来的胡僧。范文澜说过，“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所以这里就没有提及他的俗姓。现在和尚的法号往往以释某称呼，我们就把“释”理解为和尚，这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其原委，其实，“释”是出家人归宗于释迦摩尼后“以释为姓”，这事出现在晋末。（见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写的附录）。那么昙猷时“以释为姓”尚未流行，他也不是天竺（印度）人，却以竺为姓，这可以表明是对释迦摩尼佛教的归宗，但也可以表明他来自西方。一个西域人不远万里来到江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不过，查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据范文澜研究，三国时中国总人口离一千万还相差许多，只七百六十七万多一点。司马氏一直奉行鼓励人口向中原迁移的政策，甚至塞外匈奴也成群内附，据记载规模在十万人的整个部落的内迁就有两次，到晋代时，全国人口猛增到一千六百余万。昙猷当是在此大流中入华的吧。
昙猷是习禅的。书上记他到江南从“止剡之石城山”说起。这个地方就是鄙人故乡新昌大佛寺所在的地方，那时大佛石像还没有造。他乞而食，空时坐禅。据说一次他讨到一些吃的，吃前先默念了一番，食品中居然跳出一条蜈蚣，他不为所惊，照吃不误。后来他到了赤城山，找了一个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伏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问何不听经，俄而群虎皆去”。过了一会，又有几条大十余围的巨蛇在他身边游来游去，还不时举头攻击他的样子，这样过了半天才离去。还有一件怪事，赤城山上多兀立的巨石（现在去也看得到），他就爬上去坐在那里，用竹子把水引过去以供常用。这样的行为吸引了十来个习禅的人去看他。连王羲之听说了也去看，站在石下，对他作揖以示敬意：“仰峰高挹，致敬而反”。王羲之去看他的可能性是有的，他住在新昌金庭，离天台石梁、华顶一带约六、七十里，旧时我老家的那个村子真诏还是来往此两地必经的地方。据传说，王羲之也是喜欢四出游玩的。
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关于他想过石桥入精舍的故事。说天台这个地方，悬崖峻峙、峰岭切天，相传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但要上去就是难：虽有石桥跨涧，而有巨石横阻其间，且莓苔青滑，自古以来，无得至者。一次昙猷来到了桥边，听到空中有人说，“你的心是诚的，但现在还过不了桥，过十年你再来”。昙猷不免怅然，就地宿了一夜。晚上就听到像是行路人唱着赞菩萨的歌。第二天，昙猷想再试过桥，见一个须发皆白的人，问昙猷欲何所往。听了昙猷想过石桥入精舍的想法，老者说，“你现在还是凡人肉身（君生死身），怎么过得去。我是山神，所以才告诉你”。昙猷退还下来，路经一个石室，就进去息一下。只一会儿工夫，生出了云雾，遮住了四处，瞬时石室发出了轰鸣。昙猷则“神色无忧”（想必是他野处惯了）。天亮时，有一单衣帻巾者过来，说，“这是我的居所。昨天外出不在家，因而云生室鸣，使你受惊，抱歉抱歉！”昙猷说，“若是君室，请以相还”。（听口气，本来是想据为己居）接下来，文中称此单衣帻巾者为神，“神曰：仆家室已移，请留令住。”昙猷就在那里停留了少许时间。他总是恨自己过不了桥，于是斋戒多日，再此前往。这次见到那横阻其间的巨石已经洞开，过了桥不远，就看见了精舍和那个神僧，正如前面所说。昙猷和他一起烧香进食。食后，神僧对昙猷说，“十年后你自然会来这里的，现在还不能住”。于是昙猷就回来了。回头看那块横石，又闭合如初。
昙猷死于太元之末。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年号，当公元376年到396年。他死时“尸犹平坐，而举体皆绿”。二十年后到了晋义熙（405-418）末年，有人见到他尸体还没有朽坏。
这篇文章有一些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首先是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那里山峦重叠，林木繁茂，山间常见一块块巨石矗立。山有石便成景。尤其在石梁溪水流下的峡谷两边，怪石嶙峋，姿态各异，引人联翩浮想。沿峡谷盘山而下有条车路下去就是新昌小将，接顾明和我曾停车溜达过的那条路。一般游客都从国清寺上石梁又原路返回，欣赏不到这片风景。昙猷当年爬上其中一块巨石，耳听空谷鸟鸣坐着修行，怕也是为了避猛虎伤人吧。群虎围着他看来是饿了要吃他，围的时间很长，乃至竟有打瞌睡的，最后没吃他是因为巨石实在太高。昙猷进石室过的那座桥应该不是石梁，因为即便当时人迹罕至以致青苔蔓生，石梁本身并不险；且“石梁飞瀑”早就驰名，如果是昙猷去的地方，不会不明白道出。不过，这一带木石交错，溪谷纵横，昙猷四处游荡，随地为家，遇到一处这种形势的地方也是可能的。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人口增长了，可以开垦出来种庄稼的地方有了村庄，更有汽车在山间逶迤行驶，可以到达每个行政村。
我们主要关心的还是昙猷这个人。《高僧传》将它归入“习禅”一类，习禅不即是禅宗。禅宗是中国独创的佛教派别，虽然他们奉西天来的达摩为中国始祖，又追溯达摩前二十七世祖直到释迦摩尼亲炙弟子摩柯迦叶，那是禅宗为争得合法身份虚应的故事。习禅是指苦行、静坐，在印度就有，但并不是佛教的专项，当时更流行的耆那教中就盛行。东晋人对佛教的教义并不十分把握，对昙猷的描述中也没有涉及任何佛教教义、宗旨的内容，而只是突出一些诡异的行为。甚至还让他与神仙联系在一起，佛是否认神仙的，果然如此，那么，昙猷是否佛教徒也值得怀疑的。后来人称他为“尊者”，这也是模棱两可的，“尊者”可以是对高僧的称呼，但也可以用来称呼其他值得尊敬的人。他与万年寺没有一点关系，好像也没有收过徒弟。文中提到，“禅学造者十有余人”，这是说有十来个学禅的人来访问过他，甚至也可以说来围观过他。王羲之是有学问的人，他们应该能够谈谈，可是昙猷竟枯坐在石头上没有下来。这不像是一个赋有传教使命的人应当的举动。很可能昙猷只是一个西域来的行乞者，他的生活方式不能不类似苦行修身的人，而正逢佛学在中国开始流行，看到他的人就把他设想为是一个佛教中人，对佛教的渴求就使他的名声传开了。
据【宋】赞宁《宋高僧传》，真正把万年禅寺造起来的是在唐代。有一位释普岸的，在家即受经籍之教，后投在百丈怀海门下，学问猛进，不久就成了主讲（坐道场），常来听讲的达到四百多人。但是他不顾众人挽留，要外出开创新局面。理由是，“吾山水之游未厌，诸人勿相留滞。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华顶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将之游也。”这里的道猷，没有别人，就是昙猷，把他与智者相提并论，是大大的抬高他了。普岸经沃州、天姥入天台，也许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这条路，一路来到一个平川谷中，峰名大舍，号平田。他吃准这里就是当年“绿身道猷尊者结茅”之处。大和七年（公元833）先造了一间自己居住的房舍，第二年，又靠众人出资，将寺院建成，名称就叫平田寺，这与我们在寺院见到的资料是一致的。普岸读书勤奋可不是苦行僧，他造庙的时候雇了一个经营者，是付工资的。他是一个成功者，也是幸运者。他享年七十四岁，死在会昌三年（公元843年），过二年就发生了会昌法难。那一年政府下令，全国有四万余所私人建造的庙宇全部被毁。
那天到万年寺完全是偶然。从龙穿峡山脚下农家乐吃完午饭才商定去国清寺，大家都不识路，顾明只好根据卫星导航走。事实上，卫星导航的是一条远路，但是正因为走了这条路，才一路盘旋获得了惊喜。是啊！计划的人自以为很精明，多有失望；不计划的人随遇而安，却随处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