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哲学所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西比较”学科负责人余治平研究员在所会议室做了题为《夷夏之变与孔子的存亡继绝》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副所长何锡蓉主持。所全体人员和部分研究生参加。
余治平研究员的报告从《春秋公羊传》谈起。这部2.7万字的重要专著重在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春秋》中蕴含着孔子晚年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在属辞、比事上讲究笔法。春秋公羊学派从创立到后世延绵，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学说，它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分支学派之一。接着，余治平研究员对照《春秋》与《公羊传》的文本解读，指出《春秋》中，孔子就如何处理诸夏与夷狄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完整的理论，最后被公羊学家总结为“夷夏之变”与“夷夏之辨”的学说。接着，余治平研究员阐发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春秋》中衡量夷狄的重要标准不是地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仁义礼法。但诸夏衰微，乱象纷呈，而吴楚夷狄却一步步趋近于礼仪道德，于是便有孔子“中国亦新夷狄”的忧患。孔子不是回避而是正视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承认夷狄有力量、有进步，但是“进夷狄”是有底线的：用于诸夏的名例，是不可以用在夷狄身上的。在孔子看来，中国人如果继续沉沦下去，完全有可能退化为新的夷狄部族。余治平研究员据此提出本场报告探讨的重要问题“中国要不要也变成夷？”近代之前，中国文化不止一次的书写过“用夏变夷”的历史。但是近现代以来，却发生了另一种夷夏变局。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古代文明方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把整个人类带上了一条不归路。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却始终只靠自我积累，没有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没有给别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结合当下国内外环境，最后余治平研究员指出，未来中国，应该坚持正道，守护文明，探索更先进、更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自觉选择不称霸的发展道路，不做夷狄，而继续做“君子国”。
本场报告谈古论今，关注现实，引起了在座听众的反响和讨论。赵克副研究员、张志宏副研究员等就相关的学术问题与报告人余治平研究员展开了深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