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迅老师近年来一直在进行《杜威著作》（中期著作第11卷、后期著作第6卷）的翻译，并于2013年出版了其翻译的中期著作第11卷。7月1日，马迅老师就杜威哲学的相关问题在所会议室做了“杜威哲学译介”的学术报告，并与同仁进行了交流讨论。下文是发言整理稿，与大家分享。
杜威著作的中文版分早期、中期和后期系列，共37卷，由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主持翻译，至今已推出了杜威的早期、中期著作系列，后期著作尚在编辑过程中。杜威的思想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较广泛的传播，1949年后一度遭禁。改革开放后重新获得了中国哲学界的重视。我们翻译的两卷杜威著作（中期著作第11卷、后期著作第6卷），其写作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美国经济危机暴发之时。此时工具主义已得到完整表述，杜威没有变更或再造他的基本观念，而是通过论文、演讲和评论继续积极地探索其含义。他锋芒毕露地回应批评，参与社会活动，利用各种场合对战争、经济危机及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含义进行解释。其主要论点是强调解决各种问题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智的价值。哲学家的作用就是去刺激这个过程，并竭力用适当的力量去干预之，操控之，使之产生效果。
这两卷书中收录的杜威中国、日本之行中写成的近十篇文章颇具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五四”思潮的另一个富含启发意义的视角。书中收录的《“哲学改造问题”的八篇演讲大纲》、《评价的对象》、《哲学和民主》、《语境和思想》、《人性》等文，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从中可以一窥杜威工具主义思想的特质及发展脉络，下面就想结合这些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翻译的杜威著作做一个简略介绍，并谈点看法。
杜威论“经验”
在杜威与哲学家科亨就理性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写成的论辨文章中，我们可看到杜威对自己立场所作的一种澄清和辨护，其核心在于反对把理性与经验对立起来，并抑此扬彼的成见。
科亨用经验这个词专指属于个人经历的事件。他认为，如果经验是遵从科学方法的结果，那就必须假设自然中存在着规律和不变关系。如果理性指出了自然这一系统化的面相，那么，我们必须经常把它看作是超越了我们在个人经验和知识中所能获得的那种东西。杜威不同意这种将理性与经验对立起来的看法，他说，科亨先生用理性这个词涵盖了所有值得尊称的东西，从对共相或不变式的领悟一直到对推理和慎密思考表达的敬意。他所处理的“自然”，不是人们生活中碰到的，且不时阻挠他们的自然，而是借助科学和逻辑得到提纯和升华的自然。他又把经验主义等同于感觉主义的特殊论，由此使他的理性主义轻而易举赢得了胜利。科亨其实并没有面对实际经验是否能够、又如何能够解释理性思想的存在及其作用的问题。
在杜威看来，所谓经验就是做、尝试；感觉则是从对环境加以改造的调适行为中引出的东西；思维源于问题和困惑，它的功能是发展那种应对特殊情境的方法；区别于对冲突的情感解决方式，理智（intelligence 智力、聪颖、悟性、情报、智能）包含一种观察的技术，涉及假设的形成和检验，运用过去的经验以形成将来的经验并对其加以转化的力量。传统哲学所说的理性其实正发端于经验中这种理智的作用，它的兴趣在于形成理论和一般原理，而究其实，它乃服务于经验，因而本身并不具有绝对的地位。杜威认为，若这样看待经验，那么它就不是古典英国哲学所说的那种经验论：后者消去了所有组织化的痕迹，认为经验是由因果联想和盲目的习惯提供，它可以成为怀疑性批判的强大武器，但无力用于建设，工具主义的经验观一方面肯定了生活经验的源始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它致力发掘经验中含有的理智功能，它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
透过杜威与科亨的论辨，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加深了解杜威对传统哲学及哲学家的理性独断论持有的批判立场。科亨说，杜威是在一种包罗万象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而杜威则更多地从唯理论哲学家阐述的命题中寻找那种传统哲学固有的思想逻辑。他认为，1古典哲学通过构想某种事物的状态形成一幅理想世界的图画，其中只存在令人满意的绝对的东西，呈现出永恒、统一和和谐的外观，于是便构造了一个本体的真实-完美的存在领域；2与此相比，生存者和堕落的经验世界是一个多样化、充满偏颇和变动的世界，哲学的首要功能就是将心灵引导到对那个完美-真实的世界的沉思中去。这种沉思把未得到改变的现象世界置于脑后，视心灵为一个真实的实体。3古典哲学都是追求“定于一尊,至上实体”,普遍高于个别，如果说变化和消亡的个体是真实的，有其应有地位，只在于它是确定的一般种类的一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杜威认为这是种“贵族”式的看法，相应地，哲学家们天生对“民主”不怀好感，以为民主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杜威在《哲学与民主》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多有论述。他联系一定社会、等级制社会的形态来说明追求这类绝对观念的起源，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看法也不无类同的地方。
杜威与现代哲学
按杜威的说法，向现代哲学观点过渡具有这样的特征：1 知识而不是思辨才具有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只有通过“遵从自然”，而不是对它的“预期”才能得到。2哲学家从构筑大一统的宇宙形态转向思考具体物和人类的制度。观念论不再是有关宇宙和客体的东西，它成了与个体和主体相关的东西。3 知识的目的是求得人类状况的改变，而非学得辩论或用于装饰的知识。
他一方面肯定科学在冲破传统哲学认识论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调和传统信仰和现代的科学发展是办不到的事，”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即使是秉具科学信念的哲学家，其理性主义的立场也会使他们不期然去追求确定性，追求某种绝对的东西。上述科亨的观点就是一例，对于其他一些秉具“实在论”立场的现代哲学家，杜威也作如是观。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即涉及杜威对这些现代哲学家在寻求确定性时暴露出来的绝对论倾向进行的评论。了解这部分内容，当有助于我们比较直观地来看一下美国现代哲学演变的踪迹，对实用主义阐发的论题的哲学意义及遭遇的难点也会有所体察：
关于“价值”：
杜威在《评价的对象》等文中，就“价值”问题与新实在论者培里等人展开辩论。培里等人认为他们所说的观念，已不是理性论者致力探求的与世界实在相符的一般观念，而涉及人的主体行为，涉及人的生活质量，它们为人们所一致认可，因而体现为一种效用价值，又有其客观性，例如，看医生、生日派对、狂欢节等。
杜威认为，即然说这类观念能够导致行动，那就意味着它的价值在于引发一种新的经验。拿看医生这件事来说，在特定情形下，生病可能并不是某人最不喜欢的对象；或者他并不知道他最不喜欢的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这都有待依据充分的材料，对什么是将来的善的一种初步估断或评价所导致的行为之后才能得到。并非说健康过去不是善，或者说它一般不是善，而是说行为者在认取“看医生”这个观念中会伴有思虑、评价和作出判断的过程。因而该观念的价值并非是固定的直接的东西。
培里反驳说，伴随看医生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思想活动，皆出于某人为信念限定的渴望，它们因涉及未来的可能事件而拥有价值，这仍然说明看医生本身不是判断的产物，而是判断预备要去服从的事实。杜威回应说，对这类价值观念的评定，要求运用工具主义的认识方法，即把它们看作一种其价值无须面对批判质询的东西，人们对若干数量的事情进行考察比较后，把它们看得比其它善都重要，无保留珍爱这种观念。但什么是应当热诚表示敬意的东西，我们并不知情，开始怀疑。因为我们有了些许成长，环境有了改变，我们会期待新的价值产生。杜威还认为，对原有价值的评价构成经验生成的必要一环，然而正统逻辑学却忽略了这一点，仿佛人是自动依循不变的推理前提行动的，这就抹煞了理智的作用，从而不能很好理解经验的那种创造意义了。
关于“事件”
在《语境和思想》一文中，杜威评述了现代哲学家对“事件”一词的用法（这里可能是指怀特海等人）。他肯定了现代哲学家放弃用孤立的终极要素来解说外部世界，力图从事物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来看待实在世界的做法，但认为用事件的性质来诠释世界，仍反映出哲学家们对于某种本质的偏爱。关键之点在于，真实的事件需经历时间的变化，牵连到好几件事的相互作用，事件含有变数，又会产生某种结果。“从何物出发”和“产生了何物”决定了事件的性质，也就是决定了特殊事件本身的性质。当我们通过抽象把这种表示着特性的区别忽略掉，进而获得一般的事件观念，那么这种仅仅作为一般的“事件”概念实际上与任何被认作对所有的性质规定满不在乎的术语所表达的意义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事件概念的提出，说明人们认识到了运用“情境”概念来刻画世界生成变化的重要性，这符合工具主义揭示的经验论的含义，但当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存在命题来看待，把它看作是个封闭的东西，那它也就变成了某种永恒的客体。它是有头有尾的，但又没有开头和结尾，这样理解的事件不仅会造成自相矛盾，而且正是以忽略“情境”为其思考前提的。
关于“生命”
在《评亚历山大的（人的高级遗传）一书》及《关于心灵的所谓直接知识》等文中，杜威对美国出现的种种探讨生命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示赞赏：认为这表达了对传统理性话语的一种反拨。但他也看到，现代学者在考察生命、情感的源始性，在论述心灵谐和、伦理价值的意义时，持有一种内省论的立场，其观点大多带有思辩性和神秘主义色彩。实际上是端出一个更高级的实体，他们关于生命的整体、统一体的陈述便包含着同样的谬误。他们含糊地去探求这个“实在”，这个实在并不具备思想的含义；它至多不过表达着某种惬意的情感状态。而据此作出的结论，则会使他们顺口说出“绝对”、“全体”、“无条件的”以及其它一些神圣字眼。杜威指出，在解释生命的困惑、问题和意义时，仍要注重通过对人的经验活动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来寻求解答之道。即是说，不能放弃理智的态度，而是要“把理智的力量推向前台”。
杜威对上述概念的评判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传统哲学都说，理想、目的、价值是全然给定的，只看我们能否得到它们。人们关心的是它们被给予或怎样被给予的问题：“是在感情、感觉中，还是在思想、直觉、理性中；是在主体中，还是在客体中；是在自然中，还是在某种超验领域中。”但重要的是对行为、集体和个人的严肃探究，必须通过一种审慎、假设性、经验性努力把新的善加以实现。仅从书中杜威表露的观点来看，他的观点在深度上实际上超越了其时仍然笃信某种理想形式之普遍效力的早期现代哲学家。他又承认，他的观点“必然包含涉及所有社会事务的那种思维方法上极为困难的转变”。从他身后美国分析哲学界从事的批评分析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出杜威预见的效力，以及他在塑造现代西方哲学的论题上起到的实际作用。
杜威和社会科学
杜威并不认为在哲学与一般经验科学研究之间有什么绝对的界限，他的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打破哲学专业研究与一般的、非反思性质的经验科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分野，并试图从这些经验研究领域获取哲学探索的灵感。在我们所译书中，杜威尤其就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学等）和社会科学研究者（霍布斯、密尔、米德、皮尔斯及不太知名的社会科学家等）的观点发表了不少见解。无疑，杜威以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使用的术语（习俗、风险、社会角色、意向、行为、选择，矛盾与冲突等）和方法（观察、比较、预测、个案、有限度的分析与综合、确定性和知识的限度等）都为他提供并验证了实用主义的思想原则：即，哲学家之反思对象来源于经验生活，经验性质的人类理智活动构成了锻造哲学思想工具的最为隐秘的工场。
社会科学并非在单纯收集材料，它也在说明人类经验生活中的调节和控制原则，但透过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可以看到，当作这些原则使用的一般原理和观念，是作为对特定情境进行更好观察工具的价值存在的，它们构成分析和理解的手段，并非是直接的行为规则，它们作为对情境的展开加以引导的工作假设，需用结果来检验，所以其本身也在发展着，而不是固定的东西。传统哲学惯于把经过抽象获得的一般概念和原理当作判断各种人类活动之成就的终极裁判，社会科学研究的事实却对这种认识作出了有力的反驳。
杜威的“工作假设说”也存在需加探明的盲点，工作假设若要有效，而非任意设定的东西，它便带有符合周围世界之特征的性质，杜威以后的美国分析哲学继承了杜威的经验论传统，对传统哲学制定的先验原理进行批判，但他们也没忘记从事实和经验出发，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概念和一般观念作出新的“符合论”或“融贯论”式的概括和说明，蒯因、戴维森、普特南等人的工作可用来印证这一点，罗蒂和塞尔则依据杜威，或是抛弃了传统哲学的“镜象本质”说，而发展出了一种哲学理论上的相对主义；或是致力发展一种社会实在的构造论，这固然说明了杜威思想的发展容量，同时也显露出了其思想自身同样存在着有待克服的问题和矛盾。对杜威的全面评价可参见刘放桐教授为中文版《杜威全集》撰写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