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应邀到本所作报告

2014年9月23日上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教授在我所作了题为“康有为的思路对现代儒学的意义”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何锡蓉副所长主持，哲学所全体人员和研究生以及来自院其他部门的学者参加。干春松教授从康有为研究的背景、缘由和意义开始，并阐述了康有为对于政治、制度和国教的设想对于儒学在现今中国发展的意义。

从儒学当下发展的处境方面，干春松首先引出法国人类学家杜瑞乐的观点。杜瑞乐在《儒家经验与哲学话语》曾经提出当代大学儒学的尴尬境地，他说：“对于大学儒学来说，旧式的儒家实践，无论是礼仪方面的还是身体践行层面的，事实上都转变成了某种抽象的诉求，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人们仅在口头上认为它很重要，可究其实而言，它却成了某种次要角色，几乎无关紧要。”干春松教授认为，杜瑞乐、列文森等的儒学化石说，或儒学博物馆论代表一些学者的看法，他不赞成儒学存在鲜活的过去和干枯的现在的说法。因而，他试图从康有为的学说中寻求资源。

其次，他通过梳理五四以后儒学的自我定位和发展脉络，凸显康有为关于国家和制度建设的设想以及康有为儒学的意义。按照方克立先生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是对“五四”全盘西化的反思和反击。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是第一代，冯友兰、贺麟等是第二代，港台新儒家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是第三代，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是第四代。干春松教授认为，新儒家的儒学担当意识越来越稀薄，且港台新儒家的儒学研究在制度儒学、政治儒学方面比较缺失，又鲜少有经学的根基。

他从康有为关于儒教和孔教会的设想，《新学伪经考》的思路，说明康有为学术初衷和结果的不一致。他认为，当我们将新儒家作为五四的反思，作为现代儒学的开端，便省略了制度器物的方面。康有为关于民族国家、民族自治、区域自治、社会治理、信仰、文化基础、核心价值和儒家宪政的问题都对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有启发意义。而事实上，蒋庆等人关于政治儒学的设想已经从康有为思想中获得灵感。

他的结论是现在大陆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应直接追溯到康有为。康有为开启了一种模式，他的格局比熊十力、牟宗三等人要宽。虽然他所有改革的思路最终都失败了，但他提供了开启问题的视野。这说明现在的大陆儒学有超出港台新儒家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