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0日，赵克博士在本所做了题为“形式科学与非形式科学比较”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计海庆副研究员主持。
首先赵克博士采用例举归纳方式比较作为形式科学典型学科的数学公式与作为典型的非形式科学的物理学公式的异同。认为对于著名的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和普朗克关系式的等式两边同乘上一个未加限定的符号h，若仅仅按照形式科学标准，该等式仍然成立。在物理学领域，则等式并不成立，或具有不可理解和不可接受性。同理，虽然都是能量公式，作为形式科学可代换为mc2=hv；但是作为物理学公式是不可接受的。根源就在于，在非形式科学领域中，时空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在形式科学中，时空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一般不在考虑之列。形式科学的“真”值观与非形式科学的“真”理观不具有等同性，且离实在性越近就越复杂。是否强调实在性是形式科学与非形式科学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其次，从语言符号的产生来看。众所周知，甲骨文，甚至春秋时代的文本原文没有标点符号，如《道德经》原文等。语言符号的出现完全是基于方便、有用和约定俗成的结果。关于人类始祖的英文字母“Adam”和“Howwah” 是根据希伯莱圣经的原文发音翻译称为英文的。今日圣经上的“亚当、夏娃”是根据音译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称为“阿耽、好娃”，在先秦及其以前称为“安登，女娲”。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是谁叫安登做了统领大帝？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河南开封犹太人移居地的以色列碑文称“阿耽、女娲”说“阿耽”就是“盘古”，是阿波罗汉（或亚伯拉翰）的祖先。仅仅是因为语言和发音的差异，后来又根据发音差异来记述导致的似乎是好像不同文化认可的人类始祖不是指同一对人！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神是同一位神，但是由于记述的传统和发音的差异导致好像是不同的神。今日圣经上的耶和华，也就是安拉（Allah）、阿罗诃（Alaha）与亚兰语以罗伊（Eloi）、以利（Eli）、厄力（El）同源，同样在中国唐代的景教中的“阿罗诃（Alaha）”和安拉（Allah）都是根据发音的差异引起的好像不是同一神的误解。赵克认为，《古兰经》比汉语本《圣经》中对神和先知名字的翻译更准确些。
一般地，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是指以（有）序化（orderization）认知、思维为内容，确保语言、认知和思维能够正常运行，推理、运算、思考具有合理性、能够为同类所理解、所接受的形式知识领域。与经验科学不同，形式科学与现实世界（实在）无直接关涉，隶属纯粹理性领域。其范围大致包括逻辑、数学、理论计算科学、信息理论、系统理论、判定理论、统计学、符号学、部分语义学等有关的知识领域。非形式科学（informal science）不仅包括经验科学（如应用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力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天文学），而且还包括全部实践（或社会）科学和应用性人文科学（如，实验心理学）等。数学命题、逻辑命题、语义学命题与物理学、化学等一切非形式科学命题截然不同。即使同为非形式科学物理学与力学也有很大的差异。
把科学区分为形式科学与非形式科学，有助于摆正理念论与经验论、约定论、建构论、实践论等哲学流派在真理观乃至于其流派在整个哲学史中的地位，充分认识约定论和反约定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建构论和反建构论在各自实用的范围内都是正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内部，证伪主义的标准仅仅适用于非形式科学，对于形式科学而言仅仅是出于方便、实用足矣。
赵克根据自己多年对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概括总结，认为所谓的李约瑟之谜，是由于思维和逻辑混淆产生的结果，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当我们质疑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同时，在思维前提上就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参照模板的。因此，这种质疑和发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虽然中国古代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那样的数学著作。但是由于记述方式的差异，没有彻底的符号化，没有达到西方科学那样符号化和纯粹理性的高度。符号化和高度的纯粹理性化，则是近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李约瑟难题在题设中存在严重问题。既没有注意到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更没有注意到形式科学与经验自然科学存在天壤之别。这种混淆是造成至今在学界针对李约瑟之谜未形成共识的总根源。
报告结束后，赵克与郑晓松博士就EPR争论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交流。郑晓松对严格区别科学、技术和科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提出质疑。认为现代科学越来越离不开实验手段，例如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等。二人都认可和接受哥本哈根的解解。郑晓松博士举出了儿子成长中“爸给你（意思是给我）”分不清“你我”时认为，主客二分实质还是有重大意义的。赵克认为，把量子物理学问题的神秘化和李约瑟之谜一样是伪问题，主要是混淆了背景手段、知识与认识目标性知识的差异，他们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是现代科学是从认知对象和认知手段之间的关系角度定位、理解和把握对象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