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9日上午，汤铭钧博士在本所作“汉传因明的‘能立’概念”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由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全所科研人员与部分研究生参加。
汤铭钧博士首先对“能立”作出解释，Sādhana（能立）一词的字面含义是“论证的手段”（means of proof）。众所周知，“能立”是《入正理论》“二义八门”的理论结构中的八门之一。八门即本论所讨论的八项主题，分别为：能立（demonstration，演证）、能破（dūṣaṇa，反驳）、似能立（sādhanābhāsa，false demonstration，虚假的演证）、似能破（dūṣaṇābhāsa，虚假的反驳）、现量（pratyakṣa，知觉）、比量（anumāna，推论）、似现量（pratyakṣābhāsa，虚假的知觉）和似比量（anumānābhāsa，虚假的推论）。“能立”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论述“能立”和“似能立”的部分，是本论最重要的两节，占据了本论五分之四的篇幅。作为“八门”之一的“能立”指的是一个三支论证式（three-membered argument）。它与“能破”（字面含义为“反驳的手段”）相对，“能立”旨在论证某种观点，而“能破”则旨在反驳某种观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能立”翻译为“演证”（demonstration），即论证的语言表达。
构成一个“能立”的三支语言表达分别为宗（pakṣa，论题）、因（hetu，理由）和喻（dṛṣṭānta，例证）。喻通常又由两个表达构成，即“同法喻”（sādharmyadṛṣṭānta，正面的例证）和“异法喻”（vaidharmyadṛṣṭānta，反面的例证）。正如《入论》所说：
NP 2: tatra pakṣādivacanāni sādhanam / pakṣahetudṛṣṭāntavacanair hi prāśnikānāmapratīto ’ rthaḥ pratipādyata iti // 古译：此中宗等多言名为能立，由宗、因、喻多言开示诸有问者未了义故。
今译：这里[在八门之中]，能立是由宗等[即宗、因、喻]构成的三个表达，因为有疑问的人们尚未明确认识的对象，正是通过宗、因、喻这三个表达而[使之]获知的。
NP 2.4: eṣāṃ vacanāni parapratyāyanakāle sādhanam / tadyathā / anityaḥ śabda itipakṣavacanam / kṛtakatvād iti pakṣadharmavacanam / yat kṛtakaṃ tad anityaṃ dṛṣṭaṃ yathāghaṭādir iti sapakṣānugamavacanam / yan nityaṃ tad akṛtakaṃ dṛṣṭaṃ yathākāśam itivyatirekavacanam // etāny eva trayo ’vayavā ity ucyante // 古译：如是多言开悟他时，说名能立。如说声无常者，是立宗言；所作性故者，是宗法言；若是所作，见彼无常，如瓶等者，是随同品言；若是其常，见非所作，如虚空者，是远离言。唯此三分，说名能立。
今译：对此等[宗、因、喻三者]的表达，在说服他者的时候，被说为能立，如下：对宗的表达（宗）：声是无常；对宗法的表达（因）：由于[声]是所作；对同品跟随[因法]的表达（同法喻）：凡所作的都被观察到是无常，如瓶等；对[因法]远离[异品]的表达（异法喻）：凡恒常的都被观察到非所作，如虚空（ākāśa）。唯有这三部分（三支）应被表达[为能立]。
因此，作为三支论证式的“能立”可以完整表述如下：
论证实例
宗： 声是无常的，
因： 因为声是所作的。
同法喻： 凡所作的都被观察到是无常，如瓶等；
异法喻： 凡恒常的都被观察到非所作，如虚空。
然后，汤铭钧博士接着说，Tom J. F. Tillemans教授在其1991年的文章《再论为他比量、宗与三段论》（More on parārthānumāna, theses and syllogisms）中，简要说明了法称（Dharmakīrti，约600–660）及其后学的著作对于“能立”（sādhana，论证的手段）概念的解释。在该文中，Tillemans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陈那（Dignāga，约480–540）从《正理门论》（Nyāyamukha，简称 NMu 或《门论》）到《集量论》（Pramāṇasamuccaya，简称 PS）的思想发展中对于这个概念解释的相应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相比较，极富洞见地指出了“能立”概念解释的这一发展在理论层面的重要意义。简言之，在世亲（Vasubandhu，约400–480）的逻辑学著作以及陈那的《正理门论》中，“能立”都被认定为一个论证的三支语言表达，即宗（pakṣa）、因（hetu）和喻（dṛṣṭānta）的语言表达。而在陈那晚期的《集量论》以及在法称的传统中，这个概念则仅仅被认定为因和喻，而不再包括宗在内。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相比较，佛教逻辑学家将宗命题排除在“能立”之外的新解释，实质上表现了他们对于决定一个论证是否具有可靠性（acceptability）的因素的认识的变迁。根据这一“宗非能立”的新解释，决定一个论证可靠性的因素，或者说“论证要素”（probative factor），在陈那晚期以及在法称一系学者看来，便在于论证前提的真，而不仅在于推论本身的逻辑形式。而且，日本学者稲見正浩的文章《论似宗》（Inami 1991），曾结合似宗（pakṣābhāsa，虚假的论题）的理论从陈那到法称的历史发展，说明了在这一阶段中宗（pakṣa）在一个论证中的地位的变迁。
汤铭钧博士在Tillemans和稲見正浩两位先生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在汉传因明的传统中，“能立”概念被一致解释为因命题与同法喻命题和异法喻命题三者的结合，或直接被认定为因三相（trairūpya），即正确理由的三项表征。对于“能立”的这一解释在汉传因明中被明确归属于陈那本人，作为他相对于之前因明论师的一项重要创见。尽管汉传因明过去一直被默认为一个仅仅以陈那的《正理门论》及其弟子商羯罗主（Śaṅkarasvāmin，约500–560）的《入正理论》（Nyāyapraveśa，简称 NP 或《入论》）为理论基础和文献依据的思想传统，但是汉传对“能立”的上述解释，却只能在陈那晚期的《集量论》中找到文献依据，而不是在上述汉传因明二论之中。正如法称一系的逻辑学家一样，追随陈那的汉传学者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学策略，来消弭这一本质上全新的解释与《入正理论》、《正理门论》及再之前古因明论书中的旧解释之间的扞格之处。
此外，汉传因明还记载了陈那以后的印度佛教逻辑学者，已经采用了这一新的解释，以取代之前的旧说。与此相应，他们将论证成分不完整所犯的“缺减过性”（nyūnatā）谬误，解释为一个论证中因三相没有完全得到满足的过失，以取代之前认为“缺减”就是三支语言表达不完整的旧说。汤铭钧博士最后尝试以对于“缺减过性”的这一新解释为切入点，从一个与Tillemans“稍许不同的角度”（a slightly different angle），再一次说明这一新解释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术语措辞上的变更，而更与佛教逻辑学家关于“逻辑如何运作”（how logic works）的观念的深层发展密切相关。
汤铭钧博士经过一番详细的分析之后，得出如下两项结论。其中，第一项是历史性的，第二项则是理论性的。
（1）汉传因明将“能立”解释为正确理由的三项表征（因三相），或旨在体现这三项表征的因命题、同法喻命题和异法喻命题，并将这种解释明确归属于陈那本人。其文献依据在陈那晚期的集大成之作 《集量论》，而不在其早期的《正理门论》或其弟子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过去由于玄奘仅翻译了《门论》和《入论》，其弟子的疏记也都是为这两部书作注，便得出错误的印象，以为实际上为玄奘所创立的汉传因明其理论视域仅限于这两部书。但我们以汉传的“能立”概念为例，通过追溯其理论源头，便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在汉传因明的理论视域中，实际上也包括了陈那晚期《集量论》的某些思想要素。这就为我们探究汉传因明的理论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汉传因明是如何将陈那早晚期的各种思想要素整合在一起的。我们期待将来的研究会发现：汉传因明是一个建立在陈那以后印度学界对其思想所作整体阐发和系统诠释的基础上的思想传统。如果这一点成立，我们就能通过研究汉传的陈那解释，反过来了解玄奘当时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接受与诠释。而这种诠释很可能构成了法称后来变革陈那因明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土壤。
（2）佛教逻辑从世亲到陈那及其印度和中国的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认为“能立”是宗、因、喻三支论证式的语言表达，到将其仅仅解释为正确理由的三项表征（因三相）或旨在体现它们的因、同法喻和异法喻三个命题，这一学说演变的过程，实际上表现了佛教逻辑学家对于何种因素决定了一个论证可靠与否的探究从模糊逐步走向明朗的过程。通过将这种决定性的因素指认为“因三相”或者论证前提的真理性，陈那及其后学便将佛教关于论证的理论引向了一条与西方形式逻辑截然不同的道路。剩下的问题就在于，陈那以后更进一步的发展究竟采取了“认知的路径”还是“论辩的路径”，但这已经超出了此次报告所能讨论的范围。汤铭钧博士指出，这个问题将通过仔细对比陈那、汉传与法称对“因三相”及其中所隐含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的不同解释逐步得到解答。
因明研究艰深古奥，历来曲高和寡，鲜有问道之人，汤铭钧博士关于“能立”概念的报告内容亦颇有难度。他在讲解汉传因明的“能立”概念的过程中，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佛教逻辑，启发大家进入别具一格的印度哲学思维。报告结束之后，何锡蓉研究员、夏金华研究员、成素梅研究员及其他诸位科研人员就“能立”概念的演变、“能立”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之比较、印度因明传入中国为何无法盛行于世、《墨子·墨经》是否属于逻辑学、中国究竟有没有逻辑学等问题与汤铭钧博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