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来我所做客，并做了题为《中国文化三重预设与中国的现代性》的报告。本次报告由余治平研究员主持，哲学所全体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外所研究生参加了报告会。
方教授首先交代了自己这一报告的思考原点。他认为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障碍。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在近代已经瓦解，以儒佛道三教所维系的思想结构亦趋崩溃，并且难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那么，这种障碍究竟是什么呢？方教授认为即是“文化心理”。不同于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由儒佛道诸家学说塑造而成。方教授认为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心理，是儒佛道诸家文化规约中国社会的出发点。
方教授首先分析了世界范围内对“文化”的讨论，反思了由“文化进化论”到“文化相对论”的一些差异。并通过对“文化无意识”论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文化三个预设的想法。
第一个预设为此岸取向。方教授首先对比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的差异。他指出，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对现实世界是持肯定态度；西方文化的天国、印度文化的轮回观均对现实世界有强烈的否定。由此导致的是，中国人将死视为极大的不幸，其对鬼神的解释，也多做阴阳、气一类的具有唯物倾向的解释；而西方文化认为生命是无限的，印度文化则视死亡为一种解脱、循环。因此，中国人特别注重现世的生活，热情地关注饮食、养生。与此不同的是，新教文化视追求肉体的享受为一种罪恶，而印度文化对生活的处理也是相当草率、简单的。
基于第一个预设，方教授认为，中国人的这种现世观念，使得他们有浓重的“母胎化”色彩，对子孙后代更加重视，注重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安全感，注重安心、安身，由此推出了第二个预设：关系本位。对此，方教授采用了一些西方学者所做的心理学分析案例，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东方人有联系性思维的特征，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西方人则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因此更有利于科学理性的产生。正是由于东方人的这种思维特征，所以中国文化性格的第三个预设为团体主义就不难理解了。
方教授认为团体主义当从两方面看待，一方面它体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较好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等不良因素。由于个人将团体作为安全感的保障，所以努力将团体神化，希望团体的强大，并对团体之外的人产生一定的排斥。
方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法墨的入世文化为核心、道佛的出世文化为辅助。中国化的佛教实际上是佛教的此岸化。儒家文化是依据中国这种“文化性格”所能够做出的最好的规范与制约。并进一步指出整合和规约的方式为：礼大于法、风化效应、贤能政治、三纲五常、大一统几个方面。
最后，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上，方教授指出，人权、自由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终极依据，必须按照中国“文化性格”找出新的出路。
在场的老师与同学与方教授热烈交流。方教授言语诙谐、广征博引、口若悬河，紧紧地吸引了在座的老师和同学的注意力，整场讲座，气氛活跃，效果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