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上午，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十九世纪法国思想研究所所长罗伯特·达缅（Robert Damien）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专员卢逸凡（Ivan Ruviditch）和大学合作专员卢德林（Ludovic Chaker）的陪同下访问哲学所，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哲学及其方法论问题作报告，并与哲学所同仁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会议由何锡蓉研究员主持，卢逸凡先生担任中文翻译。
罗伯特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政治哲学。目前他致力于研究以马基雅弗里的君主政治学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史、以萨特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以及作为历史与社会认识论的政治学、图书馆哲学与文化哲学及其史学等问题。
报告会上，罗伯特教授首先介绍和比较了一般研究哲学所采取的两种方法论模型。一种是圣经式的，即认为可以向上帝一样拥有绝对客观的知识。世界上存在一本象圣经一样包罗万象的书籍，拥有这本书就拥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知识；另一种是图书馆式的，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包罗万象的绝对知识，而是像图书馆一样拥有各种书籍，所有的观点都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根据不同的意义我们在图书馆中寻找我们自己需要的书籍。显然这两种模型之间存在冲突。萨特似乎是兼有两者，他可以或是西方哲学史中最后一个具有普遍性思想的哲学家，他也具有许多方面的才能。作为作家，他一生创作过演讲稿、话剧、小说、随笔、序言、论文、广播稿、报道、杂文、哲学讽刺、哲学专著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作品。但他又认为自己不过是在图书馆里搜集资料的作家而已，其采用的图书馆式的方法论在他的自传《词语》（1964年）一书中表达得最为充分，他讽刺自我不过是在玩游戏的作者而已，不是什么具有伟大意义的作家。尽管1964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接着，罗伯特教授谈了萨特哲学中的著名命题：“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对自由的先验理解认为：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使用“偶然性”揭示出存在就是偶然，人是绝对自由的个体、人没有任何先验固定的本质，每个人都为无聊的等存在主义基本观点。在自由选择中的孤独个体必须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勇敢面对自己的一切决定，因此自由的人对自己的这种绝对自由感到恐惧，当人激烈的意识到这种自由带来的恐惧感时就会产生一种“恶心”的反应。这类似于病态的生理反应其实是一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处没有意义的绝对自由状态，又逃无可逃的心理表达。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中咖啡馆服务员对自己工作角色的认知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都像咖啡馆的服务员一样身处于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社会角色中，但我们却误把这些角色当作自己的本质。这些角色都是偶然性的，唯有人的自由是绝对必然的。从第一本小说《恶心》（1938年）到最后一本自传《词语》，都揭示出人生面对自由时恐惧、痛苦、恶心，感到人生没有意义、没有逻辑的绝对自由状态。
罗伯特教授认为萨特是一个反本质主义的现象学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反对本质主义对人性本质进行的预设，认为任何逻辑的、理性的因果关系都不能够预设人的偶然性，没有任何逻辑能够教会自我如何在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中进行选择。“自我”作为西方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萨特这里遇到的最困难的也是这个问题，即如何使绝对自由的个体自我与政治实践领域主体间性自我达到统一。他的代表作《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的意义正在于此。在这本书里，萨特将自由从个体拓展到社会实践领域。萨特放弃了“欺诈性的”个体，而主张“主体间性”，拒绝社会给自我的角色预定，但同时认同主体之间可以获得共识的、共存的可能。“他人，是地狱”不是先天预定的，而是没有处理好个体与社会间矛盾的负面产物。甚至在社会历史领域，萨特继续了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等级理论，认为人类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法律，但在社会实践领域需要遵守社会层级化和格式化的等级与法则。这些思想都表达出萨特试图对绝对意识领域的自由与社会实践领域的自由间矛盾进行弥合的尝试。因此尽管萨特具有非常主观的自我意识，但罗伯特教授认为萨特代表的是先验现象学的绝对自我意识，仍旧是一个笛卡尔主义（尽管萨特本人并不承认）式的理性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萨特哲学研究在中国可谓风靡一时，成为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显学，后来随着萨特的逝世而逐渐走向衰落。在法国也曾一度使萨特研究降温，然而近些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又恢复了对萨特哲学研究的热情，尤其是对萨特对前苏联铁幕政治、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今天更多的研究希望从萨特的教训中汲取营养，从而引发出新一轮的萨特研究热。
罗伯特教授的演讲引起同仁们的浓厚兴趣。会上及会后俞宣孟、余治平、吴晓江、赵克、陈祥勤、李元等人与其展开了学术探讨。问题主要集中在本质与现象、法国萨特哲学研究现状、萨特与笛卡尔主义的关系、法国哲学与儒学等方面。通过交谈和交流，罗伯特教授也表示了进一步与哲学所开展学术合作的交往的愿望，双方都表示今后将继续中西哲学的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