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研究员谈中国文化重心转移
12月4日上午，周山研究员在我所作了题为“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的学术报告。何锡蓉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全体科研人员参与了交流讨论。
周山研究员开门见山地提出，最近几年学术界有许多人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与重建问题，这是错误的提法。因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并不仅仅是孔孟之道。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是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千百年来从来就没有断裂过，更谈不上重建。
周山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黄河文化系统和长江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许多的交流和融合。两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性，即华夏文化。
其中，黄河文化是“龙”文化。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与之相关的有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随之孕育了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他们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而长江文化则是“凤”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就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这四个文化板块，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形成了三大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其中以荆楚文化为轴心。长江文化的标识，在“三星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下方的树根部，攀缘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二人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之后周山研究员提出，中国文化重心从黄河文化转移到长江文化是历史的必然。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强调“相濡以沫”，而后者以老庄思想为代表更向往“相忘于江湖”。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庄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过去的几千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都是黄河文化。但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继而周山研究员提出，现在我们强调要构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这样的提法就比较完整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长江文化的精神，而和谐社会则体现了黄河文化的精神。
周山研究员还就当前理论界对儒家经典的误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目前很多望文生义的理解方式是对儒家经典的曲解甚至意义大相径庭。例如在讨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有人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认为“自强不息”是指坚忍不拔、不断进取的思想品质，实则不然。“自强不息”其实是儒家对“乾”卦的总体评价，体现了“忍”、“忧”、“悔”的特点。而对“厚德载物”更是理解错误，它是儒家对“坤”卦的理解，体现了主从观念，君臣观念。这样的含义当然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因而我们以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去对待经典文献。
周山研究员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刘天华、吴晓江、薛平等同志都纷纷提问发言，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