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问题的一次跨文化对话
凯利钻研舍勒哲学逾三十年之久，他此行带来的学术报告“比较哲学与文化谐调的观念”亦是结合其研究专长展开的。通过对舍勒伦理学特质的把握以及将它和佛教、儒家思想作初步比照，凯利试图展示：在探讨比较哲学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上，舍勒的价值现象学和“谐调时代”的观念在当代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报告内容现编译述要如下：
现今各种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壁垒虽未完全消失，但有日益“透明化”之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思考异质文化之间的阻隔并寻求跨文化理解与对话的途径，也是哲学需要思考的课题。舍勒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言，整个世界正走向“谐调时代”，东方和西方、贫者和富者、男性与女性等对立和紧张将得到“谐调”（Ausgleich, balancing-out）。这一预言似乎有些理想主义的色彩，然而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以及他向异质文化（如佛教）寻求同情之理解的努力，不失为探究上述课题并在哲学上践行“文化谐调”观念的一种尝试。
舍勒的伦理学包含有对不同文化或价值系统的多样性与结构的现象学考察。从西方伦理学史来看，这种“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突破了分别以“德性”和“道德律”概念为核心的规范伦理学体系，从而为道德和价值哲学提供了新的奠基点。在这种新的伦理学中，德性不再是由对种种美德的抽象和概括而产生的概念，它关系到人格之教化（παιδεα, paideia）。德性乃是人获得肯定价值的能力，据此人格之感受中心将肯定价值把握为某种“应然”。所谓具有德性的人，他们感受或自觉到此“应然”并能实现位于较高层级的价值。德性的教化体现在人的受教育过程中，从榜样和引领者（价值人格）那里，人们可以感受并追随其所代表的较高层级的价值。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另一重要支柱的“道德律”在舍勒的伦理学中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对于道德律的产生，西方人的解释莫衷一是，譬如：基督教传统认为它是上帝所颁布的，启蒙哲人则倚重理性，康德诉诸作为实践理性之形式原理的绝对命令，功利主义者强调行为后果之作用，逻辑实证主义不同意将理性之范畴运用于伦理学，道德相对主义者从怀疑道德律的绝对性转向肯定不同价值体系的不可通约性。面对伦理规范和价值领域上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争，质料价值伦理学又能提供何种解决方案？舍勒首先针对的是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目的论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有关道德律的认识后于价值明察（Einsicht, insight），即道德律不是什么普遍的形式规则，价值明察先就赋予它实质内涵或“质料”。在他看来，人的存在具有向世界开放的特征（Weltoffen），他向价值的世界敞开并因此对价值有所明察。不同时代或文化传统中的人对具体价值内涵的察知的确存在差异，但肯定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价值相对主义。抛开形式主义的普遍价值规律，现象学开拓了把握价值自身本质的可能路径。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在各个共同体或社会乃至个体那里，价值通过功能化的过程显现于其间，且在特定的世界观中表现为种种相对的价值偏好。人们的价值判断虽然有别，但总是基于对价值本质的明察。现象学对明见性的追求，在此表现为揭示诸世界观和价值系统中价值的本质结构之任务。当然，舍勒的价值现象学有基础主义的倾向，他不赞同将不同文化所代表的价值系统的多样性还原为心灵或语言上的差异性；而要通过现象学的道路将人们带回到价值认识的共同根源。在人类之统一性的前提下，这个根源即感受着价值的人心及其意向的价值领域。在对价值本质的追溯途中，人们可以洞悉价值功能化过程产生的变异，并将精神目光转向其中的结构性要素或常项。舍勒的价值现象学力图避免用绝对化的形式法则掩盖价值认识上的实质分歧，同时也与固守在价值差异壁垒中的相对主义者拉开了距离。“谐调时代”的观念即在其现象学价值论理据之上对价值冲突之和解可能的一种构想。
舍勒所谓的“谐调”，并非借助政治经济的途径，而是人类精神将会获得的成就。在他看来，和解之道已然在手，它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条件：一、可资勘察诸种文化根基的现象学和社会学方法；二、随着对异质文化的了解日益增进，人对文明的某些共有特征以及人类共同的情感秩序之认识逐渐明晰；三、在贫困、疾病、环境等共同问题上，各个文化传统里的人必须团结应对。
诚然，舍勒的估计或许过于乐观，因为他身后的世界既出现了新的“谐调”条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阻力。他曾寄望于精神的力量能在文化谐调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作为人类精神活动形态之一的哲学在面对价值冲突和文化差异时又当何为呢？在这方面，舍勒本人有所自觉，他的视野并没有封闭于自己所属的文化之中，而是怀着同情之理解放眼异质文化中的精神现象，并意图在交流中获得对精神与生命本质的更深体察。其后期的哲学世界观吸收了佛教的因素就是一例。这一时期的舍勒认为，无常世界的生灭皆与欲求有关，而精神与生命欲求之争是存在的根基，为了获得对本质领域的认识，新的“现象学还原”必须断绝欲求，以使精神引领人格臻于存在之完全敞开状态。这样的人格乃是“普全人格”或“完人”（Allmensch），同时也是能担当起“谐调”之使命者——一方面，作为克服了生命欲求的人格，他的纯粹精神力量使之无偏见地关注活跃于所有文化底层的本质结构；另一方面，人总是置身于特定文化中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即使“完人”也不完全脱离于他所属的文化立场，只不过他既能葆有其文化又能自由出入于历史和现实的诸种文化。
如果再联系前述质料价值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好坏善恶等价值判断源于价值感受和偏好等特殊的精神行为，而对价值内涵更清晰的把握乃由作为精神技艺的“现象学还原”而来；具体而言，价值认识的现实效应则通过人格的教化产生。人们若想既保存现有的价值认识成就，又兼顾自身的传统以及异质文化的存在，虚怀若谷而不固步自封，不将一己之见视为普遍，并面向价值领域更为广阔的空间开展对话，这或许是一条可能的道路。
凯利最后还对舍勒的价值伦理学与儒家观点做了简单的比较。他在此对儒家学说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英国汉学家格雷汉姆的研究，因暂未查考到原始文献，简述大意如下：按照儒家的观点，凡事天时地利人和皆要考虑周全，若果，则可大行其道，若非，则可能步入异途；那么究竟何去何从？答案是自觉自发地选择至善之道或取法乎上。相比之下，如果舍勒的价值伦理学并没有达到对价值样态的完备认识，那么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力图超出我们现有的有限价值意识的尝试，以使我们在进行道德抉择时能取法乎上。在价值感受功能中也不缺乏这种自觉性，取法乎上不在于盲目创造出某种新的价值方向，它毋宁是躬身自省、反求诸己；而舍勒的价值理论之核心也正是求进行价值感受的“心之理”（帕斯卡尔语）。退后一步讲，即使这种理论未必能促成诸如权利义务之类的行为准则之确立，它仍可以助我们返回到一种古老的智慧中——那就是古希腊人和儒家所说“教化”及其对行为的指引。
报告之后，凯利与哲学所科研人员就相关问题作了讨论和论辩。
价值以及价值的冲突也是俞宣孟研究员近期关注的课题，但他在思考路向上与凯利所阐述的舍勒价值现象学有较大差异。接下来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价值问题而进行。俞宣孟首先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质疑：一、我们并没有可普遍接受的价值“定义”，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也无所谓“价值自身”——它不过是西方人所习惯的概念思维的产物；二、舍勒对价值的高低层次的区分过于绝对，相对而言，价值的差异问题更为重要；三、面对价值的差异甚至冲突，舍勒诉诸于以“人同此心”为基础的相互理解，问题是理解能否化解冲突——例如，敌我双方也可以相互理解，但还是不免冲突。凯利上述问题作了部分回应：寻找普遍的价值“定义”的确是西方某些基础主义哲学的要求或概念思维的产物，但舍勒对“价值”的思考并未循此思路。价值是功能性的存在，它体现于价值事物中，但不同于价值事物的存在。这也是舍勒区分“价值事物”和“事物价值”的意义所在。通过现象学的明察，人们能够感受价值自身，而且价值只能在感受等情感行为中为人所把握。所谓“人同此心”不必是我们可以理性地相互“理解”对方。对舍勒而言，人作为“情感的存在”优先于其意愿和理性。“理解”亦可是一种同情的相互知晓。
舍勒所说的“价值客观级序”通常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这次对话也不例外。俞宣孟举例说，一杯水和一首诗何者价值更高？我们如何可能有个预先的判定？当一个人因干渴而生命危在旦夕之时，水对他来说价值更高。总而言之，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凯利坚持舍勒式的答案，即精神价值在级序上高于生命价值，如果人不是精神性的或情感的存在，那他与动物无异。他甚至用一种近乎极端的判断表明“倘若没有爱，毋宁死”，但同时他也指出，按照舍勒的理解，如果人没有动物性的生存欲求，也无所谓精神。无论如何生命价值不是人所自觉的最高或绝对价值，人们为了生存也有可能产生冲突。俞宣孟补充说，生存和发展不只人的最低要求，而是人存在的基本现象和根源，对于价值的追问即是回返到这个根源上来。如果价值的冲突危害到双方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妥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凯利对这一办法表示赞同，但他认为，人如果有这种意识，恰恰表明了他已经意识到了比生命更高的价值，或许这和发展的要求有关。俞宣孟则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可能给价值的样式开列一个清单，正如我们不能对人的能力进行有限的区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是与其在环境中所面临的不可预测的挑战密不可分的，人在这样的随机应变中也不断展现和提高着自身丰富的潜能。
另外，在场的哲学所同仁还就“价值感受”提出了问题，例如对这种感受可否进行直接的描述并如何描述。凯利的解释是，按舍勒现象学的说法，行为不可被对象化，对于他者把握价值的感受行为我们只能进行间接的描述，或在共同感受中认识到其行为指向的相关价值。在情感行为中，爱最为根本，它使价值对象或他者的人格原初地向我们展开。正因为此，我们对所爱的人之了解比对自己所不爱的人的认识更深刻、更清晰。
迫于时间关系，参与讨论者的观点虽然只是初露端倪，但凯利和俞宣孟关于价值问题的对话已表现出了哲学探寻方向上的差异。从人的精神活动（如情感行为）出发，或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出发，对价值现象的理解路径是不同的。无论如何，“价值”已在这次生动而热烈的跨文化对话中成为了同关注的课题。
附：
凯
Eugene Kelly，美国纽约人，曾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科隆大学学习哲学、比较文学，1971年在纽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担任过长岛哲学协会主席，全美哲学联会通讯的协作编辑，现为纽约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2004年被选举为北美舍勒协会（MSSNA）第一任主席。他目前正从事的主要研究有：佛学对舍勒后期形而上学思想之影响（为下届国际舍勒协会例会而准备）、舍勒和哈特曼的质料价值伦理学（正在写作中的新著）等。
主要著作：
Max Scheler (Boston: Twayne, 1977).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Max Scheler (Dordrecht: Kluwer, 1997)
"Sociology and Social Criticism in Max Scheler,"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Winter 1983-84, Vol. 14, No. 4), pp. 430-46.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Max Scheler," Aitia (Spring 1984), Vol. 11, Nos. 2-3, pp. 6-13.
"Ordo Amoris: The Moral Vision of Max Scheler." Listening, Vol. 21 No. 3, (Fall 1986), pp. 226-242.
"Essences." Aletheia, A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Philosophy. Vol. VI, 1993/1994.
"Virtue-Based Ethics and Moral Rules in the Non-Formal Ethics of Value,"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Spring 1997.
Der Begriff des Schicksals im Denken Max Schelers, in: Chr. Bermes, W. Henckmann, H. Leonardy (Hg.), Denken des Ursprungs – Ursprung des Denkens. Schelers Philosophie und ihre Anfänge in Jena, Würzburg 1998, 149-159.
Vom Ursprung des Menschen bei Max Scheler, in: C. Bermes, W. Henckmann, H. Leonardy (Hg.): Person und Wert. Schelers ‚Formalismus’ – Perspektiven und Wirkungen, Freiburg i. Br. 2000, S. 252-271.
"Ethical Personalism and the Unity of the Person." In: Max Scheler's Ethical Personalism, ed. Steven Schneck (Value Inquiry Book Series, Rodopi Press,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