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利用资本为我们带来了空前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引发了很多马克思曾预见和未曾预见到的问题。本次研讨会旨在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深入探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及当代中国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及其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经济伦理学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陆晓禾研究员在“经济伦理学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思考”的主题发言中提出，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应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且应看到它的内在限制，并探索克服其矛盾的条件和途径。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正确处理资本问题的钥匙；同时，经济伦理学对西方社会运用资本的经验教训所作的研究也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在管理经济的新条件下，通过宏观政策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对资本粗野现象的限制和公众利益愈益直接的表达，来克服资本的根本矛盾，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
研讨会主要从资本与伦理，资本、劳动和分配，当代资本提出的新的伦理问题以及经济伦理学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任务和作用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 资本与伦理：利用与限制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揭示了资本运行的逻辑和资本本身固有的矛盾，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带来人类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也预测了资本主义将最终走向灭亡的趋势。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便在市场经济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实践面前，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对资本，与会者有三种理解：（1）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2）资本是一种生产方式；（3）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对资本的理解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利用资本来谋求发展，同时应当正视资本在现实发展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有学者提出，在山西黑砖窑事件的背后，有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在起作用。
那么，对这种资本逻辑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高度肯定资本增加社会财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揭露了资本与人性的对立，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在事实判断上再做文章，而是应该做价值判断，即马克思到底对资本有没有批判，应该怎么看待资本，因此涉及对资本的伦理评价问题。与会学者提出如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无道德，资本家有道德责任。资本增殖带有一定的客观强制性，关键在于价值增殖的分配，因此那些掌握资本的人负有如何使用资本的道德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承认现有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要承认资本反人性的恶。第三种观点认为，资本在其运营过程中，善恶俱存。尽管对资本的理解和价值评价不同，但学者们普遍同意，无论是资本本身还是人格化资本所具有的“贪婪”本性，都应当加以伦理限制。
学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利用资本，但不能放任资本，而是要看到它的本性及其风险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对资本广义的伦理限制包括法律和道德两方面。在西方，主要表现为新教伦理和企业伦理的作用；在我国，则应该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来加强对资本的监管，维护公众利益。有学者还提出了伦理限制战胜资本贪婪的基本条件：同情心（心理基础）和平等的交往（博弈论原则）。
如果对资本运营的伦理限制是必要的，那么这种限制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有学者提出，伦理限制还不足以完全消除资本的负面影响，也不能改变资本反人性的本质，最彻底的做法是从根本上改变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如马克思所说的，利用资本最终消灭资本。对此，有学者认为，利用资本消灭资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至今发达国家也没有具备“社会必要劳动被缩减到最低限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不存在”这一条件，我国内地更是还处于资本积累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差别，要有利于促进资本文明化趋势，注意减少资本的野蛮性，归结为两点，一是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让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二是公有资本的比例要适当提高，根据生产发展逐步调整，发挥公有资本对私有经济的引导作用。
二、资本、劳动与分配
通常认为，反对资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剥削关系。有学者赞成这一看法，并提出，资本问题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研究资本就是为了改善两者关系。目前看来，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资本往往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学者提出，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尤其要防止资本控制一切的情况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运营也遵循剩余价值理论，关键问题在于分配，这里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对此，有学者认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除了政治条件制度建设以外，还要加强对资本所有者的伦理教育，当前历史条件和世界发展大趋势都为这一教育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可能性。
关于分配方式问题，当前我国还不可能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劳动、财产和权力实际都在参与分配。有学者总结了目前存在的三大分配方式：一是“福利社会”式，向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二是“马太效应”式，政策向富人倾斜；三是“第三条道路”，由中产者承担整个社会绝大部分的负担。他认为第三条道路在经济上更有效率，既激励中产者迈向富人行列，也保障了穷人基本体面的生活。
就我国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同享有，公平的分配机制正是解决资本和劳动之间矛盾的关键。
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就“资本文明化”的内涵、资本主义文明化和资本逻辑的文明化的区分、文明化是内生的还是自上而下产生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对把“资本的文明化”理解为“资本的道德化”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文明是人化含义，与野蛮相对应。也有学者认为，“化”有资本主义的文明向世界扩张的意味。另外有学者提出，家长制的自上而下的关心和同情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职能。
三、当代资本提出的新的伦理问题
资本主义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走向衰亡，而是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但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至今仍然有其深刻性和适用性，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应对当前的一些新问题。
（一）对“网络资本主义”的伦理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缘何能取得巨大成就，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capitalism），又称“关系资本主义”。有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昂内特的这一理论作了伦理分析。昂内特用“网络资本主义”解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其特点是对主体行动能力的无限制要求模糊了私人领域和职业公共领域的界限，塑造出能运用交往技能和关系资源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雇员。西方人觉得可据此来解释我国经济的成功，但同“关系”在我国是作为文化的土壤条件不同，西方的网络资本主义是在一些非常明确的社会进步目标实现之后的结果。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昂内特忽略了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所容易滋生的腐败问题，这在我国还是十分普遍与值得重视和警惕的问题。
（二）利用资本逻辑发展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当前正是资本逻辑和生态文明严峻对立的关键时刻，我国对于2003年的SARS事件更是有切肤之痛，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已纳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抑制发展来保护生态呢？有学者并不这么认为，而是提出，运用资本逻辑开发生态文明产业，这是一个利用资本来限制资本的崭新事业和严峻挑战。因为资本逻辑具有节约资源成本、节约能源成本以及两者相结合的三大原则，因而以资本逻辑来促进生态文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三）消费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问题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时候，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中也有商品拜物教、消费异化的趋势，有学者指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表现为，在这一趋势蔓延的同时，我国长期内需不足，整体上消费低迷。因此，当前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节约型社会和拉动消费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四、经济伦理学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中的使命和作用
学者们在讨论对资本逻辑的伦理分析、限制和克服的同时，还进一步讨论了经济伦理学在促进中国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使命和作用。
（一）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通达当今社会现实
有学者提出，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采用马克思对资本特有的道德分析方法。但也有学者不赞成把马克思对资本的伦理或道德方面的关注，叫做道德分析方法。因为道德目标几乎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都有的。在当代中国探讨经济伦理学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不能仅就资本本身来谈论资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本同现代形而上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性的两大基础，资本的实现方式与现代形而上学有密切关系，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对资本进行批判。所以在经济伦理研究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以社会现实的发现作为它的基础，注意避免康德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和避免费尔巴哈惊人的贫乏，才更有说服力。
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赞同，认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要放到中国生活实际中去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经济伦理学当做一门应用伦理学科来发展是十分合理的，它所形成的一些规范，并不是用纯粹思辨构造出来的一个应当或一个所谓的绝对命令，这一学科的研究必须同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
（二）经济伦理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批判方向
面对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有学者强调，对资本运行的负面作用固然应该进行伦理限制，但不能仅限于此，资本最终是要被超越和消灭的，因此不能因其现存的必要性而加以美化，利用资本不等于美化资本，虽然资本主义发展四百年以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得以保障，但这是斗争的结果，我们还是要从《资本论》中寻求一条建立资本和劳动平等契约关系的道路。
从各国经验来看，可喜的是经济伦理学正在发挥它的作用。有学者针对山西黑砖窑事件指出，当前企业组织、资本的实行和运行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马克思当年未曾预见的管理经济出现了，当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生产的分配和动机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有可能由更多的人来分享。起源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伦理运动指向了一条克服资本的文明化与资本限制的矛盾，尤其是关民理论或利益相关者理论（the theory of stakeholders）体现了按照社会利益来管理公司的诉求。
学者们认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现实、面向问题的，可以预见的是，它必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一些有待深化的问题
研讨会最后，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经济伦理和资本理论研究本身以及如何深入社会现实的重要问题。
有学者提出，当前关于资本善恶判断争论的分歧在于基本理论不明，尤其是不同学科间的探讨，需要有明确的基本概念来支撑，否则理论探讨的基础很薄弱。有学者就理论探讨自身的性质与限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认为首先讨论的问题应当是实际中提出来的，其次，关于资本的伦理限制问题，调节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其要求与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同人的心理状态有关。也有更多的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资本运营方式之间的区别提出了问题，例如，作为反资本主义而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利用资本的途径上有什么不同，特色在哪里？利用资本过程中如何处理劳资、官民和官商的关系？抑制资本的负面作用具体如何实行？剥削是否已被社会所接受？
这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取得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次研讨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理论体系的目标，学者们普遍认为，把经济伦理学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联系起来研究探讨，有利于突破国内目前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瓶颈，大大扩大和丰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视野和内容；跨学科的讨论交流有利于促进经济伦理学的发展。不仅如此，在实践中，也可以澄清一些不解和误解，在制度、组织等层面上发挥经济伦理学对实践批判和规范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