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3月25日上午，姜佑福博士在本所会议室作了题为“重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的学术报告。我们知道，自从以“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的核心问题。
一般来说，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首先指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其次指的是在理论观点上直接承袭这一阐释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持“超越”论立场。这一立场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恩格斯上述要点的直接的彻底的发挥：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超越，就在于恢复了费尔巴哈、斯宾诺莎，乃至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其核心就是物质对于精神或外部世界的存在对于思维的先在性；同时不仅把所谓自然领域完全让渡给现代自然科学，并且力图以之为样本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实证化，它的极致便是“经济决定论”。这种“超越”论为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哲学基础，实际上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的实证主义，因而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人物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化的倾向，力图取消费尔巴哈即一般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优先地位，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置于黑格尔或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之上，通过恢复思辨哲学的“总体性”来克服抹去一切“质”的差异的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无穷进展的经济宿命论），并通过恢复哲学基础中的“能动的方面”或“主观的方面”，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因此，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超越黑格尔”相对应，他们主导的阐释倾向首先是“回到黑格尔”。真正说来，他们所强调的一方面是哲学或思辨形而上学之于经验实证科学的优先性，另一方面是实践理性或“自我意识”相对于理论理性或科学认识的优先性。卢卡奇的“总体”、柯尔施的“整体”，以及葛兰西的“内在性”等核心概念都直接表达了这一阐释倾向。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实证科学化的直接的反动的话，那么，德拉·沃尔佩、鲁西奥·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所代表的阐释路向则是对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再反拨。这一路向的共同特征是“拒绝把马克思解读成黑格尔派的任何企图”，或者说“清洗黑格尔”。他们同样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实质上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的“唯物主义”基础，但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以此否定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的思辨倾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所谓的“科学”与“科学性”，与从新康德主义派生而来的“范式”理论和“结构主义”密切相关。由于“超越黑格尔”和“回到黑格尔”，实质上是从积极的方面或消极的方面应对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初始判断的结果，因此，“清洗黑格尔”就直接意味着“撇开”恩格斯而“返回”到康德。
今天，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必须重新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从而必须在何种意义上重新估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黑格尔因素的意义？他认为，首要的理由在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史前史”的范围当中。借用马尔库塞的说法，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差别不在于思想对象的差别，而在于话语方式的差别，前者以思辨哲学的方式和后者以社会理论的方式所处理的不过是同一件事情，即人类如何在内在的矛盾冲突中走向真正的“社会”状态。只要事情仅仅牵涉到人类社会组织方式（世界精神或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变迁，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并且，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于“哲学”地讨论人类历史命运的位置（作为哲学工作者），那么，经由黑格尔哲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能是更为便捷的路径。
他说，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仅仅满足于将马克思等同于黑格尔？或者说，在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历史性革命真正来临之前，是否不得不满足于做一个“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马克思所预言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如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从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把人类的未来想象为一个朝向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国家”无限进展的过程，而要认为必然发生一个朝向“后国家”或“后政治社会”的决定性的倒转（世界革命和“史前史”终结）？
问题的关键在于，费尔巴哈所提示出来的“感性”原则。由于恩格斯把费尔巴哈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历史的”而不是具有“理论或原则”重要性的环节，因而遮蔽了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中所具有的本质重要的意义，而一切分享这一遮蔽的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超越”说、“回到”说和“清洗”说，都不可能真正揭示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真正差别。简单说来，这种差别就在于：黑格尔哲学是以“纯粹形式”为“内容”的绝对唯心主义，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认识（思维）关系的纯粹形式，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意志（法权）关系的纯粹形式；而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生活的“感性”基础，在消极的意义上（在形而上学的眼界内和在人类历史的“异化”即“史前史”时期）乃是被黑格尔哲学贬抑为“纯存在”或“纯无”的质料，在积极的意义上（在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眼界内和在真正的“人类社会”时期）则是黑格尔哲学所处理的“纯粹形式”得以依次展开并终将被扬弃的真正根据，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比“认识”（思维）关系和“意志”（法权）关系更其源始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