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由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承办的“中国软力量与东西方文化融合”研讨会继续召开，今天上午第一个议题是“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何锡蓉研究员主持，吸引了约40位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与会。共有四位学者就跨文化对话交流的研究路径、现实意义以及研究的难点等问题发表了见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将哲学划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划分除中国大陆以外很少采用，在划分标准逻辑上也遭到批评，但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成为基本历史事实。这种划分的建设性意义在于在西方主流哲学视野之外为当今哲学思考提供多重理论资源，丰富当代哲学建构的资源。但同时，这种划分有导致哲学专业化、哲学家专家化最终导致哲学知识化的倾向。这就需要沟通对话，杨国荣教授认为，在对话过程中，要注重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不可分离，在中西哲学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正进一步融入世界哲学，同时西方哲学也正越来越融入并且深化和拓展着中国哲学，两者都是哲学家庭中的合法成员。而在研究方法上则是理论思辨和知性立场兼顾，这其实也是不同哲学进路间的相互沟通，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提供参照系统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某种哲学系统，也为当今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美国宾州库茨城大学哲学系黄勇教授则讨论了道德相对主义问题。现在西方有种观点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看得越来越淡而将人与人之间的相同性看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标志着道德的进步。但也有西方学者持道德相对主义观点。一般的道德相对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以行为主体道德标准为评判准则，一种是以评价者道德标准为评判准则，但都有问题，前者导致剥夺了道德批判的武器，后者则可能因评判标准不同而使行为者不知道应不应当采取某一行为。美国也有学者试图避免两者缺陷，提出并非只有某种道德是真实的，也并非所有的道德标准都是对的，其为真的限制条件是：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合作。但以上观点都忽略了行为客体的立场，黄勇教授以《庄子》中的鲁侯养鸟为例，提出受者相对主义（patient relativism），即行为道德与否的判断标准应从行为受者的立场来考虑。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景海峰教授联系了中国哲学和文化建设来谈文明对话。他认为，首先世界新秩序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其目的是为追求普遍价值和最低限度的共识；第二，对话参与者必须明确自己身份，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西方哲学成为既可描述自身也可描述他者的普遍知识，中国哲学建构较多依傍西方哲学，其实是被贬低了，所以我们必须激活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确认自己的身份。景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先秦诸子、儒释道文化已被打散，要按照我们的理解重新恢复、与生活相连十分困难。而中国文化也只有保持改革开放以来面向全世界、积极与各地文化沟通交流的姿态才能保持生命力，参与对话的中国文化应当是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文化。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脱颖而出，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既有延续，也有对现代生活的呼应，西方哲学也被大力引进。这三者间的融通结合对于当今中国十分重要。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指出自东晋格义开始，跨文化对话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今对话交流的紧迫性在于，随科学技术的发展，时空紧缩，重新理解世界和人生的根本就是要对话。她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难点：第一，跨文化对话中的大问题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如果只注重特殊性，对话无法进行，但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建立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文化？第二，文化交流发展和各自的独立性、纯粹性的平衡点在哪里？封闭孤立的没有更新变化和完全为来外文化所同化的文化最终都会消亡。两种文化的吸收结合的结果不是一致化，而是各自有所提升，产生文化中的新质。她质疑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观念，提出在文化交流中要考虑受众的文化视野和接受程度。第三，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以前对话是因为我们彼此感兴趣，但现在，无论喜欢与否，不对话的结果就是对抗，不能片面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异和相同，要善于倾听他者，也要承认差别。第四，话语的问题。100多年来西方话语和西方标准割裂和肢解中国文化，在承认西方话语经千百年沉淀所具有的重要性之后，我们也要考虑用自己的话语来对话，既能使对话者接受，又能刺激文化各自的生长点。她建议可以寻求一些共同思考的问题来进行对话，比较文化应当就是一种沟通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