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遍知识等于普遍主义吗？
对于普遍知识的推崇，这本身不是普遍主义。与普遍知识相伴随的是人自己的生存方式，当人把这种方式当作唯一的生存方式推广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时，才产生了普遍主义问题。而任何一种学问变成“主义”，似乎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正是普遍主义自身的困境所在。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在日常语言中使用的“普遍”一词，其内涵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涵义不同。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人的“普遍”不“普遍”。这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 “普遍主义”的内涵是相关的。在西方人眼中，只有两种东西是普遍的。一种是从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知识，另一种是康德以来作为人的认知能力的理性。在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可以看做是包含了追求普遍涵义的知识的最初萌芽。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可谓是出现了对追求概念把握的思维方式、追求普遍的正式表达。亚里士多德 “普遍”一词最初是用来标志一种知识的，这种知识也称为原理或原因。因此，哲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最普遍的知识，相对于哲学，其他学问，如数学，只是特殊领域的知识。由此可见，普遍这个词标志某种知识的性质，而普遍主义则是与张扬这种普遍知识有关的一种态度或立场。古希腊开创的这一思维方式延续到后世，业已成为西方哲学的正宗传统，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康德哲学特别提醒注意“普遍性”问题。康德在哲学史上首次揭示了产生普遍知识的根源在于人的理性的运用。对于康德来说，真正普遍必然的东西是实现在认知活动中的人类理性。普遍知识需要认知理性，认知理性造成普遍知识，普遍是知识的性质，更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固有特征。人在把经验材料整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时使用的方法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方法出于人自己的理性能力。
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开创的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西方传统哲学是以普遍知识为目标的，因此，总体上说，西方哲学传统就是普遍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最容易导致的就是科技时代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分离，成为知识化的、工具化的、逻辑化的“主体”，挤压作为真正意义上人的多样性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中国哲学有必要追求普遍主义吗？
语言的障碍出自中西对于知识的理解的不同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形态完全不同的知识。中国哲学不应当冠以普遍知识的名称。中国哲学是关于得道成圣的学问，因为得道成圣并不脱离实际生活，所以，它贯彻在人的生活得个个方面，是通学，但却不是形式上普遍的知识。普遍的知识是概念表达的知识，从这个方面讲，中国哲学更不是通过掌握概念命题把握的知识，而是要在生活实际中体验和磨练的“工夫”。修养工夫的实质是自觉地调整生存状态，以应对生存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仍然在发挥作用，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西方哲学自身也在不断反思，试图从普遍主义的阴影下走出来，如果还有人要根据西方哲学普遍主义的形式特征怀疑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
有学者指出，随着科技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西方人自己也意识到普遍主义的局限。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用公正和快乐（伦理智慧），声音和色彩之美弥补知识的干瘪；匈裔英籍学者波兰尼用“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观念对抗“明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等等。目前，现代西方哲学中已有人提出要回到“知识”原初丰富的意义中去，包括伦理增添知识多样性的内涵。其实，当初柏拉图提出理念存在的假设时，也透露出这方面的忧虑，他一方面认为理念论能够帮助人类认识有关事物的真知识，不过另一方面，他对于能否把这种方法推广到伦理问题也心存顾虑，在他的对话作品《普鲁塔戈拉》篇中可见一斑。
三、批判普遍主义的出路
普遍知识给人类带来一种方便。这种思想构架一旦形成，普遍主义的统治就盛行起来了。以至于使哲学化身为对当实际生活帮助甚少的空谈。冲破普遍主义的束缚思想才能得解放。西方哲学是维系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中的，走出二者的对峙，才能真正批判普遍主义。中国哲学说明，超脱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之外的哲学是存在的。
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不是以普遍知识为目标的哲学，因此也不可能把追求普遍知识的方法引申到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产生出普遍主义。既然没有普遍主义，因此也谈不到相对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不具有普遍性。中国哲学就是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对峙之外的哲学。但一种学问或知识具有普遍性不等于一种关于普遍性知识的学问。
有学者指出，中国人能够走出这个怪圈的真正契机在于，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国哲学思想，其目的是成为圣贤。圣贤并不神秘，就是能够审时度势、适时应变的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已经意识到最后一点，表达了希望向中国学习的真是思想。这里不是详细申述中国哲学精神之处，而是指出：为了能够适时应变，中国哲学大量篇幅就是讨论如何进行身心修养的，包括从一切的执著中随时解脱出来，这样才能敏锐地觉察周围世界发生的新变化，尤其关注对于生命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变化，做出适当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