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来访,Longino教授在哲学所做了题为《社会转向之后的科学哲学》的演讲,成素梅研究员担任翻译。首先,Longino教授讨论了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转向(social turn)”。她指出,自己意指的“社会转向”并非上世纪20年代杜威式的科学反思,并非上世纪60年代库恩(T. Kuhn)式的历史主义,而是在20世纪末,科学发展及其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大背景下,从社会的、经验的角度对科学、科学知识、科学决策等问题做出的反思。然后,Longino教授指出,自己的这种科学反思总体上属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范畴,它与形而上的、规范性的传统哲学不同,在这一层面上该观点受到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希望从对经验的分析中得出一个理性的标准;同时它与库恩式的极端的历史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拉图尔(B. Latour)的社会建构论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表明这种容易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差异,Longino教授做了一个对比。她选取比较对象是P. Kitcher,一位主张拉图尔观点的美国学者。Kitcher在《科学、真理和民主》(Science, Truth and Democracy, 2001)一书中认为,科学研究项目的确立,实验数据的处理,理论的达成等原本被认为是客观化的内容,事实上都有大量的个人的、社会的和价值方面的因素的渗透,进而科学知识本身的客观性也是一种有偏向性的选取的结果。对此,Longino教授表示并不赞同。科学理论的达成尽管也受到上述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但理论本身还是具有“证据相关性(evidentially relevant)”,这点保证了理论的相对客观性。这种客观性的可能又是建立在不同的科学团体在社会性标准的主导下对理论进行的互动性的批评中,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互动,它把原本黑箱式的科学研究进行了公开;因此科学知识的社会性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理解才是可能的,才能在证据和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因而这是一种批评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也是Longino教授给自己理论进行的定位。演讲后,Longino教授回答了哲学所同志提出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