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于
顾彬认为，之所以介绍施罗特戴克的理由，首先是他提出的哲学与文学融合的思想，对德国的汉语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1983年出版的处女作《挖苦理性的批判》一书中，施罗特戴克就表达出，哲学应少跟科学相关，多和文学接触，哲学和人的脾气秉性分不开，和文学分不开，哲学不会有什么中立，哲学是激情和情绪，二者是哲学创作的灵感，哲学中也有文学的部分，哲学应走上文学的路，人的性情会变成哲学的奇观。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传统却对此加以拒绝，错误地认为人只有一种单一的理性，文学等其他形式中呈现出来的不属于这种理性，并加以嘲讽和挖苦，而现在应该通过诉诸文学来恢复人的理性的多样性。施罗特戴克寻求多样化理性的另一个途径是诉诸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其著作《欧洲道教：论政治上的动力学》便是这方面的一个探索。该书认为现代性所主张的“进步”概念的基础是速度，没速度就没进步，更大的进步要求更快的速度。因此，求快求新是欧洲现代病的症结，而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应该可以成为一贴解毒剂，使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生活之外更注重精神上的平和。用顾彬的话说，施罗特戴克通过这本书揭示出了老子的现代欧洲意义，是中西思想互补和汇通的尝试，也是选择介绍他的另一个初衷。
施罗特戴克对东方思想的援引，还体现在他对现代性的个人主义的批评上。在《太阳和死亡》一书中，施罗特戴克一反西方哲学思想对“人（我）是谁”问题的追究，转而提出“人在哪里”。他追溯了“个人”一词的拉丁文起源，个人就是“不可再分”的意思，因此西方思想中的人是建立在单数的人的基础上，人落实在个体之上。但现代个人主义的失败，使得学者们的眼光投向东方，投向儒家思想。儒家“仁”的思想为“人在哪里”的设问提供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人在二人之间，人的基础是“间”，人不从一开始，而是从二开始，人和另一个人有关系，人和人之“间”是哲学家应考虑的。施罗特戴克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在《好的消息：尼采的第五福音》一书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认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现代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尼采把这部书比作福音的同时，也把自己比作了耶稣。尼采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哲学家，而施罗特戴克也是第一个完全否定尼采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可怕之处还在于他所宣扬的“怨恨”，这种不良的倾向造就了20世纪政治伦理中的种种悲剧，纳粹屠犹、中国文革等无不存在着群体性的怨恨情绪。在新书《愤怒与时代》中施罗特戴克对社会性的怨恨现象做了深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