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继李庆云博士之后，郑晓松博士在本所做了题为“技术合理性的哲学维度”的任职报告。报告会由所长助理王才勇研究员主持，在报告之前，他简单介绍了郑晓松博士的学术简历。
郑晓松博士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技术哲学，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在学术生涯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包括博士论文都与此有关。此次任职报告也是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
首先，郑晓松博士阐述了“技术合理性”这一问题的缘起，如何看待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技术哲学上讲，这一问题涉及到技术的合理性问题，从哲学层面讨论技术的合理性，是技术哲学这门学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性。郑晓松博士认为，要引入哲学的维度，逻辑上首先要摒弃技术工具论和技术价值中立说，技术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潜在的危害性，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实质上是技术内在的类似于原罪性质的潜在危害性的外化表现形式。
其次，郑晓松博士对“技术”和“合理性”做了概念上的分析，对“技术”的理解主要有“知识论”、“工具主义”和“技术活动论”三个视角，但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关于技术本质的哲学思考，其看法是，技术是人类特有的在世方式。“合理性”主要是社会学层面的范畴，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为理解技术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三，郑晓松博士根据技术行为与不同层次的对象发生关系的特有方式建构起技术合理性的基本模型，这一五层同心圆由内至外分别为“启示的合理性”、“价值的合理性”、“商谈的合理性”、“现实的合理性”以及“工具的合理性”。人类的技术发展到今天，靠里层的合理性不断逐级减弱甚至呈隐性状态，而最外的则越来越明显和强势。
第四，郑晓松博士还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技术的不同的合理性维度，古代技术主要侧重于“启示的合理性”和“价值的合理性”，当代技术不仅侧重于“工具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还具有“商谈合理性的维度”。
最后，郑晓松博士论述了从哲学语境理解技术合理性的现实意义，他认为1、可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当代技术，保持对技术扩张的批判张力；2、为合理评价、规范当代技术的一些最新成果提供一个理论上的参照系；3、为正确对待古代技术比如中医提供一些启发。
我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技术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吴晓江对郑晓松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演讲作了点评。他认为该演讲题目很有理论意义，抓到了当前技术哲学发展的一个前沿性问题，即技术进步的评价标准应当是什么？技术创新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对于如何使科学家、工程师更自觉地担负起防止技术滥用的社会责任，如何完善技术的社会规范和技术研发应用的政策和法规，具有现实意义。吴晓江认为，所谓技术合理性，就是要合科学之理，合生态环境之理，合人类社会进步之理。技术追求的效率和速度的价值目标如何与技术人性化、安全性、经济性的价值目标相协调，全球化时代技术的通用化、标准化如何与技术的地域化、个性化相协调，技术评估以及工程评估中涉及经济、生态、法律、伦理、文化、政治、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诸方面的不同评价如何相协调，这些关系到技术合理性基本问题的研究在演讲中似乎不够突出、鲜明，甚至缺位。该演讲如果能选择若干典型个案加以实证性的分析研究，也许能更充实地、更有新意地表述技术合理性理论观点。既面向国外文献理论，又面向国内现实问题，也许是当前发展中国特色技术哲学不可忽略的“两面观”方法。
就郑晓松博士的报告，陈祥勤、薛平、杨宏声、姜佑福、赵克等就“现代技术启示合理性”、“现代与古代技术是连续还是断裂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参与讨论。
最后，所长童世骏研究员向郑晓松博士赠送了任职礼物，并谈到，任职报告是一次年轻同志在学术上的成人仪式，值得与大家一起见证、分享和庆祝。童所长再次寄语年轻同志，鼓励大家在哲学研究领域认真踏实耕耘，更上层楼，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