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所召开“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全球化时代的和谐”国际研讨会

什么样的统一性

台湾大学哲学系陈文团教授对统一性（Unity）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统一性是模糊的，一致性（Unification）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统一性一般被理解为自然的本质，原始的状态，最后的综合，共同的特征，种族、民族和人类的同质性等等，所以统一性是公认的事实和理想，然而统一性与多样性相对立。问题是统一性如何转化为多样性，事实怎么变为理想，迄今为止仍是个不可思议的难题。一致性（unification）是不是统一性（unity）的唯一途径，联盟（union）是不是必须严格按照一致性的法则？统一性被认为是“一”的特性，也就是“同”，一致性则意味着把多样性构造或转化为单一的同类的形式结构。问题是：什么是理想（ideal）？如何把不同（the different）转化成理想的“一”？纯粹的绝对的理想与理想的数字、理想的图形或者绝对的权力相一致吗？

伊朗伊斯兰哲学研究所所长Gholamreza Aavani教授从古代中国的老子与西方的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家伊本.阿拉比等思想家入手，论证了“多元一体”（Unity in Diversity），这一古老问题，认为这些思想资源有助于拒斥后现代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马来西亚国际高级伊斯兰研究所首席研究员Karim Douglas Crow分析了多种统一性。一种是启蒙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张自由民主、完全市场和消费主义，他认为这种统一性造成了对多元文化的破坏。第二种是后-启蒙时代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张文化之间的互补、人的尊严以及对人的意义和目的的关注，作者对欧美模式进行了批评，要求恢复和重建多元文化。认为如果这种统一性达到理想状态，就能实现第三种统一性，即多元文化和谐的统一性。

普遍主义是否“普遍”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研究员认为，普遍主义是源于西方哲学的一个术语，它用于阐明特定种类的知识，这种知识需要相应的方法或者生存方式。把这种方法扩大到普遍知识以外领域就会产生普遍主义。与普遍主义作斗争需要思想和生存方式的解放。反对普遍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就是最好的例证。价值问题不属于普遍知识的范围，所谓普遍价值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它是在普遍主义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任何用对待普遍知识的方法表述所谓普遍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好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元副研究员也认为普遍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显性基因，与普遍知识的性质密不可分。普世价值是西方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直接产物。全球化背景下价值生存方式提出超越普遍主义思维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普世价值的提出是西方哲学对价值问题思考的理论误区，提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中国思想界超越普遍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祥勤博士看来，普遍性或普遍主义，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和长兴不衰的话题，尤其是在普遍性问题与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相关联，并转化为普遍主义问题之后，相关争论就显得尤为激烈。在普遍主义的诸种辩护策略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分析性的普遍主义；二是总体性的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这两种类型最终都涉及正义问题。将普遍主义问题作为正义问题，由此展开社会作为共同体或统一体所必须的普遍性要素作出必要的理论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化解普遍主义在分析性和总体性的辩护策略中所遭遇的思想和道德困境。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童世骏研究员则认为，普遍主义有宗教的和世俗的；在世俗普遍主义中，有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也有以观念的涉及范围为核心的普遍主义。在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中，有以单个价值为核心的价值普遍主义和以价值体系或诸多价值排序方式为核心的文化普遍主义；在价值普遍主义中，有强调交往的普遍意义的对话普遍主义和以为某人或某民族是可以单方面或独自地决定什么东西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独白普遍主义。为了在主张普遍主义的同时避免西方中心论,必须把本质主义的普遍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区分开来，通过观念层面的沟通和现实层面的来往这两个方面的良性互动，而在未来的共同实践中建构起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

全球化与文化对话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迅对文化相对主义者提出质疑，认为其对“现存文化”和“多样性”的理解存在偏颇之处。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方面看，“现存文化”都表现着相互借用、吸收的一面，体现着人类过去、现在的经验及向未来的敞开，并不单单归结为一些理论著述或圣人的言行。而“多样性”应理解为是当今时代中对特定文化的一种新的表达。当前的文化相对论者往往表现为一种对文化的情感主义的立场，这是文化对话中应予注意和克服的东西。

加拿大圣托马斯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系教授William Sweet探讨了“好客之德”（Hospitality）在跨文化对话中的重要性。“好客之德”作为一种道德实践，不应仅仅理解为一种个人的美德，而且是以关系的复杂性和相应的德行为特征的。“好客之德”如果运用得恰到好处，会使生活在不同特征文化中的人们更易以一种倾听、开放的心态进行交流与对话，从而使得人类诸方面更加丰富繁盛（flourishing）。

意大利格里高利大学哲学系João J. Vila-Chã教授认为，当今时代，东西方传统的对话必定植根于全球化的现实，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孕育。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尼科马克伦理学》中的友谊概念，认为友谊之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人类和谐的促进力量。友谊、幸福和德性的有机联系构成了文明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philia）概念囿于城邦，因而存在结构性的局限，实际上，建立在普遍性上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概念，在全球化时代构成了真正的世界精神（global ethos）。

意大利天主教会雅西“圣约瑟夫”学院Wilhelm Danca 教授认为天主教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能够为平衡当今全球化当中出现的军事安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的全球化等问题贡献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韦海波博士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哲学世界观，国际互联网络作为全球化时代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标志性工具之一，已较为广泛地对现代生活和交往方式产生了影响，也为人们整合和重构新的世界图景创造了种种可能。然而互联网所架筑的虚拟空间和即时通讯途径提供的统一性信息系统并不能掩盖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互联网时代谈论哲学世界观，有必要将对这项技术的反思与检视哲学世界观理论曾有的观念化倾向结合起来，并着眼于生活世界的变迁，在跨文化、跨学科合作的基础上探寻其发展前景。

乌干达Makarere大学哲学系Edward Wamala教授认为，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部落成员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一过程充满了紧张、冲突和焦虑，于是，非洲出现了整体危机。从部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过程中，道德整合难获成功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可能的中国经验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余治平研究员剖析了作为“黄金规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儒家行恕的一个基本路径是以心度心。度之中渗透着普遍理性与绝对价值的因素。度的更多内容则应该是具有人心可通约性、能够被外在化、客观化的理与义。在后世儒家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升为一种具有绝对普适性的黄金价值的时候，如何及时清除自我对他人的暴力与强权，则成为一大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在余治平研究员看来，当恕道陷入征服他者的话语霸权的时候，说明行恕的工夫还不到家，仍然必须下力气去真正了解别人的心思、愿望与想法。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沈清松教授看来，中国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现了社会凝聚、经济发展且与自然相和谐的执政理念，这与古代中国透着道家余音的儒家治国纲要遥相呼应。易经上说，“各正性命，保和太和”。在“各正性命”之后，如何达到“保和太和”？儒家诉诸于“仁”和“礼”达到人的内在以及人际之间的和谐；道家则认为，人类只要顺应天然之“道”就能自发导致与自然的和谐状态。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何锡蓉研究员就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价值观得变化和目前形成的三个特点，并就一元与多元，或主流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反映在中国价值观方面有三特征：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占主导或主流地位；2.多元价值观呈现并被社会所包容；3.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对多元价值观起主导和调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