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中国——纪念杜威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哲学所举行

图为刘放桐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言

 10月13日下午，“实用主义与中国——纪念杜威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会议由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王才勇研究员主持，主题发言和讨论主要围绕“杜威思想的现代意义”、“杜威与中国哲学”、“杜威在中国”以及“国内外杜威研究成果”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

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刘放桐教授首先简要地回顾了杜威研究在中国的历程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历史背景，并且提出：探讨杜威思想的现代意义，对于了解美国文化和西方哲学精神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探索中国对世界精神文明，思想文化之贡献而言也有帮助。在刘放桐教授的开场发言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利群编辑还通报了38卷本中文版《杜威全集》的翻译进展和出版计划。

杜威思想的现代意义

所谓“现代”，哲理层面的界说有时虽未必和现实历史进程的步调严格一致，将杜威置于哲学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不失为理解其思想之时代定位的一种途径。余治平认为，通过改造和重建“经验”概念，杜威哲学突破和超越了现代认识论的框架，甚至表现出了一种主张融合、有机、内在关系的后现代气质。但是，杜威以经验为“本体”的做法未必就没有重蹈他所批判的基础主义之覆辙，后现代思想在试图逾越现代性的疆界的同时亦面临着类似的尴尴。吴晓江提出，杜威的思想精华对于当代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的学术理论发展，对于当代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所需发扬的探索与实验精神、务实精神、科学与民主精神而言，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杜威与中国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顾红亮教授以“杜威与梁漱溟”为比较个案，探讨了杜威思想的一种中国式解读。他指出，杜威的在华讲演和《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对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和乡村建设理论有较大的影响。后者视杜威为生命哲学家，并借用“生命”的概念理解其哲学与教育思想——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在这种误读的基础上，梁漱溟批评杜威只见生命之“用”而不见生命之“体”，进而以儒家思想资源来弥合杜威学说的缺陷。反过来，若借助杜威的有关论述和梁的“情志教育”、“生活本身”、“教育即生命”等观点之比较，也可以协助我们理解梁漱溟当时的思路。此外，与会者还就杜威“life”一词的翻译、工具主义中的体用关系以及“误读”的解释学问题展开了讨论。

杜威在中国

杜威在华访问经历是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探讨的生动案例。马迅认为，杜威此行遗留下的许多思想材料，需要我们结合当代中国的新的情势和任务继续消化，并作出评价。举例说来，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取得了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的，但理论上取得共识的问题，在实践的推展中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现代教育的性质，并结合现时的国情在学校教育中正确处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问题，这又牵涉到教育方针的制定以及各种体制性问题的解决等，这些问题就是在今天也仍在引起人们的深思和热议。杜威有关伦理问题的讲演亦值得关注，在今天看来，杜威的观点涉及到了道德问题的生活和实践的立场，尽管他还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深入提示这种生活实践的社会历史性。

国内外杜威研究展望

全世界现已有七个杜威研究中心，其中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搜集的有关资料最为齐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堂家教授曾在该中心访学，他在会上侧重介绍了当前国外杜威研究的几种路向：欧洲的研究中心注重杜威与欧洲思想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杜威及其他实用主义者与建构主义的关系。与某些新思潮、新学科结合，近阶段还出现了关于杜威的女性主义思想、生态主义、国际关系问题思考等方面研究。杜威思想中一些学术冷门以及潜隐的关键概念也渐渐为研究者所注意。例如，他的艺术经验理论、“身体”概念等等。

童世骏所长最后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顺带指出：对杜威哲学思想的误读或误解在历史中不断地获得修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中多次提及杜威及其思想，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在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直言不讳地认为，批判杜威并不影响他们对杜威本人的高度评价，哈贝马斯等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沿青年黑格尔派一路的发展脉络也很认同，他们关于杜威的比较哲学研究，在国际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事实与规范、科学与民主以及自然主义与宗教等杜威所论及的问题，仍应当引起今天的杜威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