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学术，得失共议
——中国学术思潮史第二次研讨会述评
4月11日至13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中国学术思潮史”第二次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海兴大厦隆重举行。上海社科院院长尹继佐研究员、哲学所所长俞宣孟研究员等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中国学术思潮史”研究，是上海市“十五”规划中长期重点项目，也是社科院哲学所的特色学科，由我院终生研究员周山先生具体负责。课题组邀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沪上著名的同行专家，经常性的开展专题学术交流，合力进行中国学术思潮史的研究，力图动态的考察、梳理、研究以哲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演进历程。目前，课题组已发表相关论文三十几篇，并于2001年到2003年相继出版了《中国学术思潮兴衰论》、《相争与相融：中国学术思潮史的主动脉》等论文集。目前正在奋力撰写八卷本的《中国学术思潮史》，预计九月底可基本完成初稿，年底之前进行统稿、定稿。
在此期间，为进一步拓宽思路，深化研究，课题组定期召开全国范围的专题研讨会，邀请国内学者专家参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学术思潮得失论”。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学术思潮的特征、走向，各个主流学术思潮及其学派、学术代表人物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等各个方面的得失分析。
从参加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来看，有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学术思潮的特征、走向；有从一个学术思潮的得失中寻找思潮兴衰的原因；有从一个学派或一个学者、一种观点的角度详细分析其得失，反映了我们这个学术群体在中国学术思潮研究方面正在不断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蒙培元研究员在其《中国学术的特征及发展走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学术’与‘道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学术’是‘道术’的发展与运用，同时又是实现‘道术’的途径与方法。‘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基本模式，经验综合性方法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方法。中国学术以生命问题为中心，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并出现了两种发展走向。就整体特征而言，中国学术是一种深层生态学，对当代学术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的葛荣晋教授给予了学术思潮史研究高度的评价，并就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难题以及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武汉大学的萧汉明教授在其《论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一文中论述了阳明心学的道家成分及其思想解放意义，分析了泰州学派王艮与龙溪学派王畿、徐渭的思想特征，并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为例阐述了人性自然论的伸展与性灵派文学的诞生。
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在其《经学兴衰史的理论探讨》一文中，结合历史的发展与经学的产生衰落过程，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个变化过程的规律性，“一是物极必反，二是合久必分，三是与政治的兴衰相联系，四是社会需要导致经学的衰落。还有政治治学方法的变化，着重于训诂，忽视了精神动力，繁琐、僵化，也是经学的衰落原因。”
湖北大学的罗炽教授在其《长江流域宋学说略》一文中提出，“宋学的崛起，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宋学对汉学的否定，固然是经学发展过程中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后期封建社会加强集权专制的一种文化标志。它是经学经过玄学思潮的洗礼和佛、道之学的冲击以后上层统治集团的一种必然价值选择。”
首都师范大学的白奚研究员在《学术发展史视野下的先秦黄老思想》一文中就黄老思潮兴起的学术文化背景、黄老思潮与百家之学以及先秦黄老学的思想史意义展开了论述，展示了先秦黄老学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贡献。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周山研究员在其《子学思潮中的得失分析》一文中指出，“子学思潮的得，亦即子学思潮之所以能够汹涌三百年之久，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三个经验值得总结。一是无拘无束的百家争鸣；二是破除门户之见的游学；三是相争与相融对学术发展的促进。” 子学思潮的失误也有三处，“一是‘自贵而相贱’；二是学术理论缺少系统性；三是对纯学术研究的轻视。”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翁绍军研究员在其《评阳明心学的学理建树》一文中提出，“阳明心学能在明代学界掀起汹涌大波，蔚成波澜壮阔的主流思潮，基本取决于其学理的创新、深刻和合理性。可以说，阳明的学理建树是明代心学思潮的主要收获。具体体现在1，创立有根的心学；2，阐明“心”的先验性；3，洞察“简易”的必然性；4，强调“德”的至善性。”
上海市委党校的李海生研究员在其《论朴学思潮的基本得失》 一文中先从学理价值与工具性价值角度论述了朴学思潮之得，又从学术缺陷与适用性价值的缺失角度论述了朴学思潮之失。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夏金华副研究员在其《隋唐佛学兴衰的评估》一文中提出，“隋唐佛学是中国大乘佛学发展到成熟期的产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存在相当的研究难度。因而关于这一时期佛学的评价，国内外学界都非常欠缺。本文试图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总体佛学的是非得失，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１）佛学所涉及内容的深度和范围的广阔，为中土的思想家提供了发挥其天才的舞台，这是当时儒学和道教所无法做到的，所以吸引了第一流人才的加入，使隋唐佛学成为当时海内第一显学。（２）在理论（慧学）、实践（禅观）外加戒律（行为规范）三者之间，隋唐佛学得在慧学独大，失在禅观实践。唐末禅宗崛起，稍得弥补。”
复旦大学的徐洪兴教授认为，作“中国学术思潮史”研究比作“中国哲学史”研究更能贴近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也能更好的反映当时思想热点问题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他还在所提交的《理学思潮中的得失分析》一文中对道学“理气”论的得失问题进行了分析。
同济大学的朱义禄教授提出，在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方法，不能拘泥于哲学史的范畴来研究学术思潮史，而应当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中文历史等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他还在题为《玄学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的论文中提出, “魏晋玄学以其极强的思辩性，建立起了一个由诸多范畴的理论体系，重视探索以往儒学很少问津的‘性与天道’。对形而上之理的深入探索，是玄学不同于两汉神学目的论的特点，这有利于中国哲学摆脱有意志的天与谶纬神学的控制，对提高中国哲学思维水平，使之进入更深入、更精致的层次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魏晋玄学的这一积极影响，从中国学术思潮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为佛学与理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玄学对同时及以后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基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自玄学兴起后，崇尚自然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科学的繁荣，其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玄学在对人们的个性解放起着无可争议作用的同时，也造成了轻视事务、清谈误国、社会风气颓废的消极影响。”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方松华副研究员在其《百年中国学术思潮反思》一文中对近百年中国学术思潮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反思：反思之一，学术范式之转型与哲学精神之匮乏；反思之二，西化思潮之反思；反思之三，现代新儒学思潮之反思；反思之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反思。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的何锡蓉研究员在其《实证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得与失》 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学术思想，在近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在依傍西方学术思潮的过程中进行的。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充分展现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分析实证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得与失，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学术的演变过程，寻找中国学术在哪里转了向，变了形，以期为建构不再依傍西方的中国学术作出有益的思考。”
其他还有华东师大哲学系杨国荣教授作了题为《学术史与学术史观》的发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光研究员作了题为《当代儒学的定位与走向》的发言；夏乃儒教授作了题为《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言；华东师大中文系王绍玺教授作了题为《汉代经学的得与失》的发言；华东师大哲学系施炎平教授作了题为《传统体用范畴和近代中体思潮》的发言……
研讨会期间，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潮，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培植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禀赋，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在21世纪如何复兴并与世界文化兼容互利的问题，中国学者及思想家们在中国学术思潮史的研究中肩负着此等重要使命。当然，学者们在学术层面上的研讨只是一个开始，将之在现实中加以转化、推广还有一个漫长的路程，但这并不影响与会专家对中国学术思潮史进行研讨所具有的开风气、创先河的作用。
经过三天的讨论研究，会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将于年底出版《中国学术思潮得失论》专题论文集。
中国学术思潮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它有别于以往哲学史、思想史的写作，有其自己的特点和模式，对此，我们应立足于理论创新的高度，不拘泥于以往传统思维的桎梏，解放思想，以改革求新的姿态来重新审视我们学术思潮史的发展，通过对各历史时期发生的主流学术思潮的深入地考察研究，在学术思潮的发展演进中总结和把握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并力求透过其中学术的传承、转换、变革，以及学术思潮的发生发展、相争互融、兴衰得失，来进一步厘清中国哲学思维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国哲学逻辑演进的必然性，并联系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某些文化现象，来探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此，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中国学术思潮史研讨会的酝酿、召开，正是回应了当前学术界这一思想动向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哲学所 张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