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在报告中指出，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是由“是”（eimi/sein/being）来引导的。希腊语中系动词eimi的各种变化被研究者用中性分词on来概括，而关于on的研究则形成了各种各样的ontology（是论/存在论/本体论等）。在此背景下，“这”的问题由“是”的研究所主导，被纳入“是”中予以考察，而这恰恰是对“这”的本源性或源初性的某种遗忘。“这”与“是”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或许可不以“是”为主导，甚至可与之分离？对“这”的研究是否有某种独立性？等等这些都是这篇报告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对“这”作现象学式的分析的主旨与目的。
赵剑指出，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这”理解为机遇性表述，“这”能被理解，只是在于它引起了指明性功能，“这”的真正意义却只有通过它的对象性相关物才能阐明，所以，“这”的机遇性表述又与客观性表述相关。赵剑怀疑，胡塞尔关于“这”的分析是否真正切中了“这”的本质。所以，有必要对“这”的所有类型进行现象学式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赵剑进一步梳理了“这”在本质科学、事实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区分：在本质科学中，“这”所指代的是某一本质的形式或质料；在事实科学中，“这”既用来指代一个个事实，也用来指代区别于事实的理论假设；在日常生活中，“这”总与不能还原到某个对象或客体中去的“存在语境”相联系。
在日常生活中，客观性或对象性的统一，对于意义来说并不是最基本的，存在事实的丰富性和不可还原性涌现出来，与此相关联，存在语境或存在位置的分析就成为分析“这”的问题的出发点。存在位置不断揭示着一个个“这”，“这”所唤起的不仅是对对象的关注，而且是对对象化方式的关注。对象化方式和对象之间还是有着质的区分的，因而不能通过对象达到对对象化方式的澄清。
相对于主体的确定性而言，对象化方式也有可能保持其不确定性。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哲学将客观性还原为先验主体性的做法成为一种基本的思路，然而在先验哲学的形式与质料的诸多疑难中，对客观性的先验主体性奠基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而是要被暂时悬置的，对象化不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先验主体性的存在，非主体性的、非形式性的质料或经验存在反而具有相对于主体的先验性。所以，只有返回非主体性或非形式性的经验主体的意义才能得到进一步理解，对象化与主体的关联才能更为恰当地建立起来。这也意味着对象和主体同时从某种形式中解脱出来，向着“缺乏形式”的背景或“存在语境”回归，这种质料化的非对象性认识相对于形式化的对象性认识（在这种认识中，形式、对象和主体同时到场）是一种积极限制，但并没有将自身合盘托出，因而这种“存在语境”不应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的丰盈”，毋宁是“形式的匮乏”、“存在的幽闭”或“背景的晦暗”。在这种“存在语境”中，“这”的问题或可获得恰当的现象学式的分析，从而可能揭示形式和前形式、对象和前对象、主体和前主体之间更为基本的关联。
在评论阶段，韦海波认为，赵剑报告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哲学史中，“这”被遗忘或者被遮蔽了。其实，在形而上学的发端处，“这”与“是”这对孪生话题就已经在语言和思想之中开始了纠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ousia是来自动词eimi（是，存在）的阴性分词ousa的一个名词，而ousia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tode ti（dies-da, this-there, this something or other），也即赵剑所说的“这”。思想史和语源学的事实表明，“这”与“是”的纠缠是根深蒂固的。胡塞尔突破的方法是回返到前谓词的明证性。韦海波指出，赵剑在报告中对胡塞尔关于“这”的机遇性表述是否切中“这”的“本质”表示怀疑，并借助胡塞尔关于本质科学和事实科学的区分试图对“这”的类型加以描述，同时通过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疑难分析中得出先验哲学中的主体、对象和形式的奠基地位的可疑性，最后通过“存在位置”的讨论揭示在“这”的现象中，对象、主体和形式的非奠基性或非本源性。在对抗对象性认识方式之统治时，作者赋予“质料”、“缺乏形式的认知”、“感受”以特别地位，却无法肯定对感受的先天质料有本质把握。这样，对“这”的现象学式的分析可能就难以避免以下疑虑：对“这”的分析所暗示的只是一种躲避着“形式”的幽明不定、似是而非的背景，还是一种沉溺在非客体化行为等待“时机”的隐晦的“主体”？对于这些问题，作者还需进一步厘清。
石永泽在评论中指出，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围绕“是”（on）而展开，赵剑的报告避“是”而谈“这”是有着较深的用心的。无论是根据康德的先验主体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绝对主体），还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Es”所唤起的对象化的方式只能被纳入主体（先验主体或绝对主体），或借助于对象性的相关物才能得到理解。作者通过对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分析，指出形式化的先验主体的缺陷，认为出路只能是向质料和经验还原，并引出了对“Es”的“形式匮乏”的、 “存在幽闭”和“背景晦暗”的非对象性特征的揭示，认为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上是值得商榷的。石永泽认为，海氏指出，“形而上学命题颠倒过来仍旧是形而上学命题”，对“Es”从“形式化认识”退（或进）到“质料化认识”不是海氏的做法，海氏确已超越了认识的维度，但并未就此陷入质料的晦暗之中。海氏曾这样谈论“es”，他说：按照语法，一个句子由主语和谓语组成。句子的主语不必是“我”或人称意义上的主词。所以语法和逻辑把这种带“它”（es）的句式称为无人称句或无主句。在其他印欧语如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是没有“它”这个特定的词和发音结构，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在“它”中被指称的东西没被思过，“它”意指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赵剑对“这”的现象学式的分析，试图揭示“形式和前形式、对象和前对象、主体和前主体”z之间更为基本的关联，的确有新颖之处，但未必不会落入形而上学圈套。
在讨论阶段，有与会者怀疑，赵剑试图通过现象学式的分析，将“这”的意义从“是”的传统中剥离出来是否可能，因为“这”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到场，恰恰需要某种原始区分，这时，更为源初的“是”或“我是”就开始纠缠于“这”的现象和意义了，因此，对“这”的现象学式的分析，能否真正脱离现代哲学关于“我”、“思”和“是”的传统，这一问题是有待分析的。
对于评论人和其他与会者的观点，赵剑都作了相应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