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著名学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来到哲学所，做了题为“60年来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的演讲。在讲座之中，郭齐勇教授全面回顾和讨论了60年来中国哲学思想史学科的发展，重点讨论了近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和成就，并进行了展望。
郭齐勇教授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始于王国维、梁启超，有受日本影响的谢无量等，本土主义的钟泰等，但以受英美影响的胡适、冯友兰为代表，但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却是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系列著作，颇有创造性，这成为建国后前30年本学科的主要依据或基础。简言之，建国前主要有胡-冯、郭-侯两种范式，而此后30年主要流行的是郭-侯范式。
其次，郭齐勇教授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划分为三阶段，认为其在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本学科研究进入复苏期。第一，以思想解放为背景，本时段中哲史界的主要倾向是摆脱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张岱年先生问题史的《中国哲学大纲》正是在这一阶段才印行并起作用的。第二，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高潮中，学界开始重新省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潮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述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以上两个脉络是并行且交叉的。前一脉络以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及“智慧说”三部曲与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及萧先生的论著为代表。后一脉络以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之三部曲及汤一介、庞朴先生的论著为代表。这期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侯外庐等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哲学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论著有何兆武等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以及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
第二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有学者对思想史研究为哲学史研究所主导的状况开始感到不满，力图摆脱“大号哲学史”的中国思想史写作方式，开始转而强调所谓“一般的思想史”。
第三阶段约为2001年至今，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这一阶段仍在继续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更加多元，中外学术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个案与精专研究成果丰硕，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这一期间，有不少学术机构建立起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儒佛道藏等经典的资料性的整理工作深入展开，各断代各流派相当多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资料长编或年谱、学案等陆续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哲学（及汉学、中国学）与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做到了中外互动、古今会通。不少学者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扎实，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研究前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地分析、论证，十分可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各个时段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
就当下而言，郭齐勇教授具有总结性地提出，传统哲学与当代的关系、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把东亚（中国、越南、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哲学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也是富有创新性的思路，这种研究业已开展。
在回顾既有成就之后，郭齐勇教授提出，未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关健是思想范式的转移。他认为，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中国传统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命创造的意识，把宇宙创进不息的精神赋予人类。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疏理、继承。总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我们当然需要自觉自识与自信，中国哲学的智慧决不亚于西方，但民族精神的自我认同与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又不能太急躁。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范式转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心态与立场的变化。多数中国人不再持仇恨、斗争或贬低中国文化的立场，心态逐渐健康起来。当然也不排斥有的人仍然持“全盘西化”的观念与文革大批判心态。今天，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拿什么走上世界，拿什么建构自家的文明与精神家园？现在，我们到了扬弃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精华的时代了！由于百年来中国哲学资源遭到太多的误解与践踏，故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中国哲学资源可能提供给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索，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
郭教授认为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或缺失：第一，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第二，学术品质与水平，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第三，现实向度不够。第四，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第五，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第六，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第七、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少数重要人物及其著作上扎堆的现象急需改变，有许多在历史的某时段某地域颇有影响的人物、学术共同体、著述等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整理与细致的研究。
瞻望未来，郭齐勇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会后，中国哲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与郭教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文章由哲学所张朋根据郭齐勇教授的书面发言稿整理
图为郭齐勇教授在哲学所作报告
图为报告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