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宣孟研究员主要围绕“本质”问题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道路。他说，“学哲学是把问题搞清楚。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就被人问起‘哲学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意思是说学会了哲学就能对事情的真实情况有一种洞见，就是高明的。这是我选择学哲学的原因之一。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曾经有个老头问我，‘这棵树的本质是什么’。后来，又听到同行说，‘本质和规律是同等性质的概念’。后一种表述比前面提的问题似乎又深了一点。但是两种说法都不能很明确的得到回答和澄清”。
俞宣孟研究员说，后来读了西方哲学史，慢慢的清楚了起来。柏拉图提出理念论，认为“理念”是“多种求一”、“变中求不变”，理念是靠灵魂才能把握的另一个世界。柏拉图没直接说出本质，其实他所说的“一”与“不变”指的就是本质，实际上也就是思想把握的对象，用现代的词汇说就是“普遍”。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理念论，并对柏拉图提出批评，但是，亚里士多德也追求本质，只是认为本质不是存在于另外一个世界而已。形而上学就是关于“所是之为所是”的学问。与柏拉图追求离开事物的绝对本质不同（Universal），亚里士多德追求的是从事物中概括的本质（General）。西方哲学追求本质所形成的最大成果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反过来印证了哲学追求本质的正确性。到了康德情况有所变化，自然科学只是人脑子里的知识，并不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质。为了克服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黑格尔又提出‘主体就是本体’，就是事情本身。他的《逻辑学》体系就是个本质的世界，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本质在黑格尔那里又是一个范畴，认为本质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事物的本质只能在关系当中才能得到认识。至此，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本质和规律是同等程度的概念’这句话的含义了。西方哲学追求本质的精神确实造就了自然科学的繁荣，但是如果承认黑格尔《逻辑学》所描述的规律与方法适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就遭到了反抗。狄尔泰就认为，历史科学、人文科学、价值论等就不能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认识历史科学。其实，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自身能否发现所谓客观真理也有所动摇，因为事物的本质是与人观测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规律以及普遍、必然的知识，其实是逻辑的一种性质，用康德的话说就是运用范畴的能力。问题至此，我们认为更为根本的问题不是通过概念把握本质规律，而是要注意人自己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并且这种打交道的方式不是任意的而是以人能否生存下去为标准。
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之后发现问题更为复杂，比如中国哲学所谈的“道”，用感性和理性都不能进行很好地概括。可见，把西方哲学把意识划分为感性、理性等等是有局限的。如何理解中国哲学讲的“得道之士”？得道不是概念，而是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没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是与其状态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西方哲学追求本质的方法可以概括的。
西方哲学的“多中抓一”、“变中求不变”是一种方法。中国哲学人也讲“知有所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但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的大体精神是，既然世界是变的，那为什么不循着变讲变呢？《周易》就是讲变的，就是随变而趋吉避凶，争取人事的成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哪个好？似乎是个很幼稚的问题，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两种哲学是各自生存方式的表达，在这个世界上哪一种方法能够让人活得更好，活得更持久。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就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张载说：“人为天地立心”此语甚妙，因为宇宙有了人才能点亮意义。人的生命不能只局限于生命体本身，他要仰赖其生存的地球环境。人自觉维护地球的生命系统不就是“为天地立心”么？这是中国哲学能够推出的结论。西方传统哲学是二元的、二分的，把人放在一边，把环境当对象看。我认为，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和任务不是追求本质和规律，而是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生命。
报告结束后，童世骏、何锡蓉、周山、陆晓禾、王才勇、成素梅、曹泳鑫、余治平、吴晓江、赵克、姜佑福等科研人员或围绕报告讨论问题或就俞宣孟研究员的学术成就、领导方式以及人格魅力等方面进行了亲切、诚挚的交流。
童世骏所长在总结致辞中说：“60岁退休并不意味着科研工作的结束，例如，我们的哲学前辈
图为报告会现场
图为俞宣孟研究员正在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