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研究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源头：《周易》；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主轴，也是《周易》。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三千年时间是在《周易》思想的主导下展开的。《周易》的类比思维方法规范了华夏民族的思维定势，《周易》的义理精华造就了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周易》的道德诉求化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周易》，至今仍是华夏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瑰宝。
在中国学术界尤其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周易》这部流传了三千年之久而能完整地保留至今的古书，一直被现代学者视为占筮书而难登大雅之堂。一方面认为是封建时期的官学典籍，一方面又认为是占筮书而意存轻视甚至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周山研究员首先澄清了周易与易经、易传三者的分别，接着集中从三方面详细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一、从“占筮之书”到“五经之首”。周山研究员从文王囚于羑里而演《周易》开始，经过《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个筮例，孔子“韦编三绝”作《易传》，魏晋时期王弼注《周易》，一直讲到唐朝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周易》最终成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
二、人类最早的类比推理系统。周山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占筮书，还是居于五经之首的官学经典，《周易》作为规范、影响华夏民族思维方式、帮助华夏子孙决疑解难的工具书，其逻辑属性自应居于首位。西方符号逻辑的体系结构，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象语言，即某种特定的符号语言；二是语法语言，是在讨论对象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又称元语言；三是元元语言，是讨论元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周易》推理系统也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1、对象语言：卦象爻象。《周易》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符号推理系统，它的核心部分是六十四个六爻重卦。不仅这六十四个重卦都是需要讨论的对象，六十四卦中的每一个爻画也是需要讨论的对象。2、语法语言：例如，六、九、初、上、阳爻、阴爻、内卦、外卦、经卦、重卦、本卦、之卦、位、中、应、乘、承、据、比，等等。这些都是解读《周易》卦象爻象时必不可少的元语言。3、自然语言：卦名、卦辞、爻辞。卦辞爻辞是《周易》的经文。
西方的符号推理系统都是演绎性质的，中国的《周易》符号推理系统则属于类比性质。这是因为：1、初始符号的形成及其属性规定，决定了《周易》符号推理系统的性质必然是类比。2、卦名：上、下经卦关系的揭示。3、卦辞、爻辞：类比性的例说。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建构了这样一个完备的类比推理系统，作为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无出其右。
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易传》第一次对《周易》作了系统的义理阐释。因为《易传·易辞》中的一句疑问之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后人遂将《周易》定性为“忧患之作”。忧患之思，理应发乎得意之际而非困顿之际；周文王囚禁之中“演《周易》”，更多的是发奋之心，所以，他将《乾》卦列为《周易》首卦。《易传·象》概括《乾》卦卦义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天道为法自强不息。这句话，才算体悟到了周文王的本意；自强不息，是《周易》的真精神。
《乾》卦的六个爻辞向我们透露：“自强不息”不仅包含有“君子终日乾乾”、“飞龙在天”的奋发进取之义，还包含有忍耐、忧患、自悔三义。随后，周山研究员对乾卦进行了精彩解读。
周山研究员最后指出：“我们再写中国思想通史，再写中国哲学史，真的应该将《周易》作为起点，恭恭敬敬地写好这一章。”
之后，张朋助理研究员进行了点评。把《周易》当作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起点，他表示非常同意。《周易》是西周初年的重要作品，以《周易》为哲学史第一章在材料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中国哲学史应该从有确切记载的西周时期开始，而且以《周易》为重要内容。《周易》是占筮之书，又不仅仅是占筮之书。占筮是其形式，哲学是其内涵。关键是对于《周易》文本进行准确理解，把《周易》本书的思想和后人添加的思想区分开，这就涉及到对于先秦材料的梳理，特别是对《易传》的分期断代。
何锡蓉研究员在点评中说，对《周易》历来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伟大与玄虚，深奥与流俗，神圣与市井，正统与怪诞。朱熹说过，易经难读，因为它是一部筮书，要通过卜筮来推论人生道理。郭沫若说它是“神秘的殿堂”，冯友兰说是“宇宙代数公式”。对《周易》的褒，可以说其对于宇宙、人生、精神、物质等问题无所不包，表里精粗无不可贯。对《周易》的贬则以封建迷信一语概之。《周易》在历史上和在当今社会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周山研究员的报告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此书一直未能登上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大雅之堂，是一憾事，也就是说，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并吁请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为《周易》登堂入室尽力。《周易》的文化价值有多方面。哲学家、思想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经学家、甚至政治家、文学家，都和易学解下了不解之缘。周山研究员从其专业出发，主要阐发《周易》的逻辑（思维方式）和义理（民族精神），这是从人出发，抓住了根本。
何锡蓉研究员认为，文章提出《周易》呈现的类比思维形成了中国逻辑的特点，而且此逻辑具有西方符号逻辑的所有特征，它是人类最早的符号逻辑体系。文章还提出《周易》不是“忧患之作”，而是“自强不息”之作。并且对“自强不息”精神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即既有“君子终日乾乾”、“飞龙在天”式的积极进取表现，也有忍耐，忧患，自悔这样隐忍、坚韧、内敛的一面，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自强不息民族精神。这是作者有创新性的观点。由此也生出一个问题。既然从孔子开始“敬鬼神而远之”，荀子“善为易者不占”，以至于到唐朝《周易》作为了倍受儒家尊崇的教科书。为什么其作为占筮书的命运一直没有改变，包括80年代兴起的易经热，以及现在的易经网，都更多侧重于这种非学术方面。为什么其义理一再被阐发，却始终上不了大雅之堂？里面的机制是什么，可能尚需深入研究的。
报告会的最后，童世骏、何锡蓉、陆晓禾、王才勇、成素梅、姜佑福、赵剑、赵司空、石永泽等就报告涉及的问题与周山研究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对“类比”、中西逻辑的区别等问题的讨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