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思凡教授通过比较“乌托邦”和“异托邦”（Heterotopie），指出它们与“媒介性”（Medialität）概念的关联。在他看来，乌托邦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想象中的他者的建构和交流，这种条件取决于自身的文化、社会思想理论、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交流的技术等。乌托邦最终总是把他者排除在真正思想空间之外，对他者的理解无非是自我理解的重复。其中，维持自身建构的霸权性策略是首位的。在一个被强化的同一系统之内，乌托邦通过一定的媒介性条件不断移动着。
相反，异托邦则是让思想更换处所、接受新的处所。对于自我理解而言，这种更换和接受是必要的，因为它照到了同一系统中所隐含的内容，也照到了在乌托邦的理解中被丢失掉的内容。照到这种丢失，也就进一步照到乌托邦的现实。而且，这些新的处所不是虚拟的，而是物质性的。思想处所的更换是文化翻译和媒介传播的结果。旷斯凡教授在乌托邦、异托邦和“媒介性”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其次，他进一步提出“媒介性”对于秩序系统的建构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对乌托邦和异托邦的理解不仅意味着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也意味着在秩序方面追问自我和他者的媒介建构条件。通过媒介传播的内容，幻想和想象被建构成真实的世界。但是，秩序不只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内容来自我建构，它更多地通过自身的媒介性和物质性而形成。其中，媒介性指的是媒介的装置介入，物质性指的是媒介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安排。
最后，旷斯凡教授谈到了在媒介中所展现的局部和全局之间的关系。媒介给局部提供了多种类的人和物，局部借此表达自己并调节公共社会。这样，全局的专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失。局部和全局不再是从混合状态到一个支配性系统之间的过渡，而是共同建立了一种循环的、螺旋型的媒介网络。这个网络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它就是异托邦。
报告后，哲学所科研人员与旷思凡教授进行了交流。王才勇、姜佑福、陈祥勤、石永泽、赵剑等分别就媒介哲学的理论视野、媒介哲学与殖民化、媒介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等问题与教授展开了讨论分析。在讨论过程中，教授进一步澄清了媒介哲学的理论重心，指出媒介哲学主要关注技术和社会、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建构。他还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慕之情，并强调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自我理解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