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德勒教授首先总结了金融危机中的几大教训，他援引格里斯潘的话，表明人们对之前所确信的“银行等机构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可以保护股东利益”的自由主义信条发生了动摇。危机中个人主义商业哲学破产，也证明了伦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失败以及短视主义的盲目。人们转而更重视公益、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要求企业、金融机构要担负起责任，追求长远目标。
经济伦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再次呈现，恩德勒教授认为，经济伦理有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宏观）和两部分（国内、国际），有助于我们在问题发生时确定问题的层次和方位，而解决问题通常需要几个层次的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经济合理性和人性正义、自由和责任是紧密联系的，其中“自由与责任空间相重合”基本已取得共识，恩德勒教授认为，即便人的自由空间很小，但还是可以做出合乎伦理的选择。恩德勒教授对“经济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经济与社会”等概念的做了分析。他认为这三个概念各有侧重，某种程度上互为补充，他强调在研究中，哲学和社会科学都要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他还提及，这三者在经济伦理中的宗教问题上均保持了沉默，从全球观点来看要重视其中的宗教问题研究。恩德勒教授还介绍了伦理制度化过程中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术界研究机构、教席、国际标准以及企业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政策等情况。
第二部分中，恩德勒教授主要谈了新的“财富创造”概念。恩德勒教授认为，如果单纯从“赚钱”、“增值”的意义上来理解“财富创造”，这是非常狭隘的，财富创造必须是可持续的，即“满足现代人需求的时候不能损害后代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个国家的财富包括是个人私有财富与公共财富的合加，不仅包括金融资本，也包括物质（自然和人造物）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由市场和公共政策（政府和其他中介）共同生成，由利己和利他动机共同驱动。恩德勒教授举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同其他国家相比，当时中国国民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都要好一些，这些对未来中国发展是有利的，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要将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当时中国拥有的财富统计中去。
对此，恩德勒教授介绍了2006年世界银行财富评估的步骤：不动产清单®测算市区土地®测算自然资本，前三者累加得出总资产®无形资产（净现值减去物质资本），其中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要，这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很大关系。
恩德勒教授还提到了2006年世界银行一份题为“平等和发展”的报告，其要点是，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同属财富创造，平等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他例举了孟加拉国一家帮助普通人的小额贷款银行（这一银行的发起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说明了财务可行又能改善民生的企业才真正创造了财富，他们生产创造了新且好的产品，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而这一点对于中国很重要，仅仅是GDP的提高不等于创造财富。
恩德勒教授的演讲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和见解，对经济伦理的发展现状进行了丰富系统的概括。陆晓禾研究员在其后的点评中提到：格林斯潘发现，之前假定“自利可以保护股东以及公共利益”，这是错的。而事实上，早在三十年前经济伦理学创立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推翻了“自利有利公共利益”的信条。三十年后格林斯潘意识到这条错了，可见人类的进步是很缓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