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有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瞄准暑期这个巨大的“学术市场”，自办或与境外学术机构合作为中国青年学人贡献“精神大餐”。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发起创办的“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 中国文化论坛主办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举办的过程哲学（后现代）暑期班；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暑期高级讲习班”等较有连续性和影响力。这些暑期学院为促进国际交流、繁荣中国学术和研究中国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讨班均偏重“英语哲学”，对“德语哲学”似乎重视不够。在此背景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共同策划创办了“中德哲学暑期研讨班”，以为中国学术尽绵薄之力。中德双方经过商讨，最终确定于2010年6月23-30日，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联合举办主题为“社会·国家·历史：黑格尔的实践哲学”的中国首届“中德哲学暑期研讨班”。
开幕式上，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所所长童世骏研究员致辞，在致辞中他简要回顾了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他说，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来源，中国学人历来重视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曾任哲学所首任副所长的冯契教授就模仿黑格尔的哲学讲演录，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把中国哲学史写成中国哲学的概念史或范畴史。文革后，因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黑格尔哲学遂也成为反思的对象。80年代，李泽厚先生代表了用康德取代黑格尔的潮流，90年代，上海学者王元化先生对黑格尔进行批判，认为我们的历史与理论的教训都与黑格尔相关。但近年来，对黑格尔的研究和介绍又出现了新的热潮，一个证据是中国目前有两个黑格尔全集版本正在翻译当中。另外，曾访上海的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罗蒂、查尔斯·泰勒等均强调了黑格尔与当代的相关性。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以前对黑格尔的很多批判，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黑格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和耶拿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中德哲学暑期研讨班”，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哲学所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而且也可以为中国学界更深入地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随后一周内，耶拿大学Klaus Vieweg教授、Steffen Schmidt博士、Ralf Beuthan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柏林自由大学李文潮教授、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分别就黑格尔哲学或与黑格尔相关的主题进行授课和报告。内容既涉及黑格尔经典文本的解读又有相关的专题。期间，王才勇研究员和中国社科院的王歌博士对德方教授的报告进行了高质量的口语概译，增加了讲授和讨论的互动效果。
耶拿大学Klaus Vieweg教授主要讲授了《法哲学原理》中的意志自由、市民社会和国家问题。认为自由与思维和知识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批判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不自由的，贫富差距在市民社会是必然的。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认为市民社会是从个人的需求出发的，黑格尔用法制约个人需求而与马克思弃除“需求”的理想化观念不同，Vieweg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误解了黑格尔。关于国家问题，认为国家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的理念，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客观精神的最高层次。国家的整个建构就是实现自由的大厦。自由是法哲学的本质基础，世界则是作为意志存在的领域，应该在意志基础上考虑法权和伦理概念。伦理精神作为国家是自我认知的精神，知识是精神的本质形式，正如它在国家中以教化的形态出现。
Klaus Vieweg教授在授课中指出，黑格尔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单位：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家庭是感性共同体，市民社会是知性共同体，国家是理性共同体。国家是基础和开端，尽管在论证中最后才出现。家庭是同一性的，市民社会是差异性的，二者共同的基础就是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的规定性不是僵化的单个的个体国家结构，而是自由公民构成的牢固形态。国家和公民各自的义务和权利是相关的。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只是对自然意志的限制，而非对自由意志的限制。意志自由与知识是同一的，因此国家宪法一定是奠基于知识基础上的。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的关系，黑格尔认为个人意志必须统一到普遍的国家意志中来，这一目的并不外在于自身，而是个人意志的内在要求。这样国家也就被理解成不断自我认识、自我思考，并体现自由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必须要使得善和自由意志获得其现实性，因此国家不是彼岸世界，而是概念与现实性的统一。如未把实现自由意志作为基本理念，则这样的国家尽管存在，但并不具有现实性。国家具有的自我规定性就是公共的普遍的意志。黑格尔对卢梭和费希特国家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国家以自身为目的并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当然黑格尔也并没有把个体自由当作绝对至上。国家不是国家机器，而是自由公民组成的联合体。
耶拿大学Ralf Beuthan博士在报告中探讨了黑格尔哲学的来龙去脉，他着重回溯了黑格尔对费希特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分析了经验哲学与思辨哲学的关系，认为二者尽管有着不同的知识形式，但是相互符合的。二者有共同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现实性。黑格尔的理性就是现实理性，或者叫理性现实主义，也就是说现实性与理性是同一的。黑格尔的现实性不是我们头脑中的表象，因此不要对现实性作现象的理解。Beuthan博士指出，也许用宗教的观点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上帝是现实性的极致，定在只有部分的现实性。在报告中， Beuthan博士还结合《精神现象学》的相关章节，解读黑格尔哲学中“精神”概念的含义。认为精神有三个关节点：精神是自我；精神是主体间性；精神是实体。精神不仅是认识论中的可能性，而且是实践中的现实性，精神是了解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精神即世界。
Ralf Beuthan博士在授课中还重点讲授了《精神现象学》中的“教化”问题。教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今天已被遗忘。黑格尔有个主导观点就是，教化过程中个体是与宏大的历史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黑格尔不单从量的角度看待历史，而更为主要的是从质的角度看待历史的。黑格尔把欧洲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是从中世纪开始的，并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教化”。 Beuthan博士《精神现象学》中有三处提到教化。“序言”中的教化，指的是对历史的理解，“导言”中所及的教化，是指对意识的教化，是走向知识的过程；在讲到“精神”的时候教化则与异化联系在一起。古希腊时期是合伦理生活的楷模，个体与国家处于非对立状态。古罗马时期伦理陷于危机，这是“精神”异化的开始。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导致普遍性自我的丧失，整体的伦理主体变为分裂的原子的法律主体。但个体的自然需求要求得到他者承认，想要达到普遍性。这也是精神的一种异化，其实这里的异化就是教化。教化的任务就是要克服个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疏异性，把普遍性展现出来。教化要创造新的现实，这个特殊性的实践性现实就是语言。在语言实践中，主体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遍有效的主体展现出来，并且不把自己当做客体来看待。教化在根本上是个主体间性的东西。
华东师范大学潘德荣教授做了题为“德国浪漫主义与诠释学”的报告。在报告中，潘教授详述了诠释学的发展历史，并剖析了本体诠释学的循环与黑格尔认识圆圈式的运动相似之处，二者都要回到我们所从出发的原点。潘教授指出德国哲学发展有两条脉络，那就是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中或明或暗的有着浪漫主义。康德哲学中所谓的“自在之物”和浪漫主义就有一定的联系，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中浪漫主义成分更不必说，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理念中所蕴含的创造力，也正是浪漫主义所强调的。黑格尔哲学是理性主义和审美主义交织体。
柏林自由大学李文潮教授讲授了莱布尼兹哲学和当代德国哲学热点和趋向。李文潮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莱布尼兹的《神义论》和伦理思想以及《莱布尼兹全集》的目前的编纂情况。在报告中李教授总结了三种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哲学与智慧；学院哲学。在谈到第二种哲学时，李教授认为广义上的启蒙，就是消除语言的惯性和偏见。在使用语言应该知道概念的原初含义和变迁。例如“乐观主义”一词在1737年耶稣会的一份杂志上发表的对莱布尼兹的《神义论》的评论中最早使用，原来是指创造者在被创造者中进行最优选择，“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则与“上帝之死”紧密相连，“历史哲学”是伏尔泰的发明，指的是以反思和批判的形式对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说和迷信。因此，我们做哲学时，使用语言一定要谨慎。李教授根据他在德国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的经验，指出当代德国哲学存在的热点与趋势：1、形而上学的兴起，当前对文化和宗教的关注是形而上学的兴起的佐证。2、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因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对哲学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3、科学的变迁。现代科学已经与传统科学大大不同，科学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已经使科学和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创新”成为潮流。4、对15-16世纪（近现代）的研究也是个热点，德国有很多这样的研究中心。 5、大学哲学和大众哲学的互动。二十世纪初，哲学家的大量历史考证本的形成，为哲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众哲学家与学院哲学家就人们关心的问题进行辩论，但大众哲学家在真正的哲学圈子里得不到承认。6、欧洲与其他世界的问题，特别是欧洲与伊斯兰教问题也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耶拿大学Steffen Schmidt博士结合黑格尔早期手稿《伦理学体系》介绍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黑格尔基督教的背景让他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的实践与生活。认为黑格尔关切哲学的实践向度，具有早期启蒙哲学家的气质。黑格尔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在其《伦理学体系》当中有所体现。Steffen Schmidt博士认为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工业化进程正在进行，并且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对黑格尔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黑格尔对于现代性所导致的原子个人和各种分裂，认为并不只有消极意义，相反认为是必经的阶段。现代性胁迫着整个世界进入特殊性，但同时也孕育着自由的新的可能性。现代人已经不可能回到古希腊个体性与整体性有机交融的城邦生活。因此，把黑格尔批判成柏拉图主义者实属无的放矢。黑格尔批判先验哲学，认为先验哲学没有能弥补现代性所造成的分裂，相反却强化了其分裂。黑格尔整个工作就是试图超越各种二元对立，例如个体与社会、精神与身体、应然与实然等等的对立。黑格尔认为二元分裂必然造成反自然的东西。与自然的和谐是黑格尔的重要观点，但常常被人所忽略，人类全然的自由并非是对自然的奴役。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达到了非常的高度，认为黑格尔将古典和现代的劳动概念综合起来，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关系。劳动是主体对世界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自身也得到了建构。Schmidt博士认为，中介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在场的程度存在三种中介：孩子、工具和语言。孩子是父母的中介，工具是人与对象的中介，语言则是非对象化的，像“以太”一样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生活。
Steffen Schmidt博士还探讨了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承认“理论。“承认”以三个阶段体现出来：1、荒芜2、抢劫3、为名誉而战。认为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不良后果。荒芜阶段出现的是自然伤害，自然意义的人遭受损害，如伤害身体；抢劫阶段出现的是法理意义上的伤害，主体未受到承认，如报复的观念；为名誉而战阶段出现的是整体意义上的伤害，人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为得到承认而斗争。Schmidt博士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曲解了黑格尔的原意。黑格尔的目的是为了重构人类的伦理生活，但并不是像霍耐特所认为的按照认知的途径进入伦理生活，在黑格尔看来，绝对伦理是从人类经验生活中展现出来的。
Steffen Schmidt博士还讲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黑格尔在定义历史的时候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合理性。因此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学家，黑格尔对历史并没有人类学的兴趣，他认为人类从前史进入历史，意味着意识到自由。《法哲学原理》最后才提到世界历史，它指向的是建立国家，国家就是合理性与现实性的合一。黑格尔的历史观并不是宿命论的，而是精神的展开。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过程，即人类将自身转化为概念的过程。黑格尔的历史不是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和人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就是思想把握他所在的时代，每个时代的思想均带有他所处时代的痕迹，而不能获得整全的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就是客观精神转化为绝对精神的过程。黑格尔把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表明黑格尔所持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历史是自由意识的必然展开。Schmidt博士认为黑格尔在突出自由原则的时候黑格尔并未忽略自然原则，因为自然原则是各个具体民族实现自由意识的承载者。世界历史作为世界审判就是绝对正义，自在自为的精神是大法官，自由实现的程度是其内在的最终判决。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根据自己多年对黑格尔的研究，在研讨班的最后阶段作了题为“黑格尔——一个再考察”的报告。俞吾金教授与其他学者不同，他跳出黑格尔谈论黑格尔。除了介绍了黑格尔的思想背景、对黑格尔的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黑格尔的消极和积极影响，报告主要对黑格尔思想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评价。1、关于体系问题。黑格尔哲学有两个体系，第一个体系：从《精神现象学》到《逻辑学》，这是个从感性确定性一直上升到绝对理念的过程；第二个体系：从《小逻辑》到《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是从逻辑学外化为自然哲学，再回归到精神哲学，这是个下降的过程。认为黑格尔从第一个体系到第二个体系转变的原因是受到费希特的影响。就黑格尔本身来讲，构造第二个体系旨在阐述逻辑理念的能动作用。2、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俞教授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如果把抽象的存在偷换成存在者整体，思维与存在者整体变成同质性的东西，这样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危险的。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异质性的。3、方法论问题。黑格尔的方法论在《小逻辑》里面得到经典的表述：抽象的知性；辩证的否定的理性（辩证法）；肯定的思辨的理性。黑格尔的方法论可以用其方法的最高阶段思辨论来命名，而思辨恰恰体现了黑格尔方法论的折中主义和保守的倾向。俞教授认为方法论的三阶段中的第一阶段抽象的知性很重要，而我们往往只重视第二个阶段，而忽视知性的确定性，这就导致了把辩证法变成了“捣浆糊”。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最大问题就是用逻辑谋杀历史。4、主奴关系的神话。创造这个神话是因为黑格尔对劳动损害生命的可能性理解不够，因为奴隶的很多劳动是残酷的、残暴的，甚至是致命的。5、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不是否定的辩证法，而是对一切都批判的非批判性、神秘性和保守性。6、黑格尔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最关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把其颠倒过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重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自然哲学》，把其颠倒过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可见，马克思重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恩格斯重视自然辩证法。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就深受恩格斯的影响。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则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生产劳动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用一般唯物主义的精神读《自然哲学》，颠倒过来就是自然辩证法，而马克思根本不赞成自然辩证法，而主张人化自然的辩证法。关于自由的问题，黑格尔认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恩格斯把自由确定为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实际情况是，只有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有自由问题。恩格斯深受黑格尔《逻辑学》的影响，认为哲学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如果是这样，人的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放在什么地方来讨论呢？我们要从恩格斯的眼光中走出来，应该重新估价我们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