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禾研究员认为，“把社会资本作为私人生产来进行”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资本集中的强大手段，信用制度已经并且还在将日益庞大的社会资产集中到少数人掌管的金融机构及其管理者手中。按马克思的观点，尽管信用制度构成股份公司的基础，使后者“在社会资本和执行只能方面成为新生产形态的过渡点”，但它“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因此如何使社会利益得到伸张，使社会资本为社会生产，是我们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中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报告从“信用与社会资本的管家”、“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虚拟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社会资本为社会生产”四个方面来讨论。陆晓禾研究员指出，信用使社会资本集中到了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管理者成了社会资本的总管理人和社会劳动的支配者，加上颠倒的生息资本公式，信用提供的投机因素，这一切都为“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从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来看，这些社会资本的管家所从事的，就是“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他们通过投机欺诈，借社会资本来为个人获利，而置社会资本的风险于不顾。但金融欺诈并不是今日才有的现象。其更深层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导致的虚拟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使美国资本主义原来的根本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导致从现实的剩余价值生产到虚拟剩余价值的生产，信用在其中，不仅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成了危机和欺诈的最有效的工具。她还指出，尽管虚拟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但信用实际上起到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因为资本并没有实际增长，而只是资本对资本的重新分配或剥夺。陆晓禾研究员认为，随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使社会资本、全球资产，愈益集中在少数金融机构及其管理者手中，因此，与过去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不同，现在愈益表现为经理人与社会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保护社会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如何不受其管家的侵犯的问题。正是基于社会资本的这种性质，她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为社会生产”的主张，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管家应当承担为社会生产的责任”、“政府对银行和信用机构应当负有的监管职责”以及“社会资本社会生产社会有责”的问题。最后她还认为，对金融危机教训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推进最近30年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深入探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如何做到社会利益的伸张，以使得我们的研究尽可能地有助于避免或减少类似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报告后，杨卫研究员在点评中谈到，此次报告是对金融危机与资本信用的“深刻”思考，报告内容逻辑非常清晰，以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对社会资本的管理、运行、生产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刻的剖析，并鲜明地提出了，社会资本要为社会生产的主张。陆晓禾研究员把经济伦理学的思想和方法运用到社会资本分析上，视角独到，观点新颖。杨卫研究员还提出了进一步可以研究的四个课题：“信用的广泛运用以及产生的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之间的国际比较”、“全球视野下虚拟的剩余价值生产以及由此带来的分配不公”、“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哲学思考”、“我国在社会资本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姜佑福副研究员认为，报告中翔实的材料对金融危机问题做了深远的追溯，并以马克思经典著作为依据，对资本的社会性质、社会资本的管家定位做了深刻的论述，并指出，要依靠经济伦理实践来改善目前的状况。他也提出，如何理解银行也有自负盈亏的责任，能否用社会资本的管家及其道德来要求它们的问题。
陆晓禾研究员的报告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随后的讨论中，周山研究员希望她能以同样的思路来分析中国当下的资本信用问题；夏金华研究员对报告做了一些背景内容的补充，他认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美国损失较小，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损失较大，我们应当反思一贯以来的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关注一下减税方案。吴晓江研究员指出，在这场全球危机中，中国的战略经济情报以及对信用经济的防范值得思考。
童世骏所长认为陆晓禾研究员在经济学上的功夫，值得学习。他在总结中称，哲学工作者借助其他专业学科，可以对社会现实做出眼光独到的分析，要提倡专业发展与贡献社会结合起来。童所长也提出了两个问题：“伦理如果只是教导和号召，如何在制度文化上提出确实有效的措施”，“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设想在金融危机之后是否会与之前有所区别”。他还补充，从意识形态来讲，将穷人居住权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权利，显示了西方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是左翼诉求、选民政治以及新自由主义三方力量的结果。最后他也希望，研究美国问题能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问题。
陆晓禾研究员也对大家的提问和讨论做了回应。她认为，中国当下资本信用问题是杨卫研究员提出的继续研究的课题；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的是社会资本，当然它们有自负盈亏的责任，可以通过负责的管理和投资来获取合理的报酬，但不能只顾收取佣金而对社会资本的安全置之不顾；安然事件以后，西方经济伦理学界注重将伦理落实到制度和法律层面，使之作为新的法律的立法依据来发挥作用，而上海建设金融中心也不应退缩，因为谁拿到了金融中心，谁就拿到了金融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