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研究员在本所做学术报告

9月14日，按照既定安排，我所余治平研究员在所会议室做了题为“夷夏之辨的一次里程碑式解决——以雍正御纂《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全体科研人员参与了讨论和交流。报告时院党委副书记、所长童世骏研究员在座。

在春秋公羊学方面浸染甚深的余治平研究员，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夷夏之辨”的一般历史。然后，他通过概述雍正年间发生的“吕留良案”，引出雍正帝亲自撰写的御制国书《大义觉迷录》。余治平研究员指出，该书公开了“吕留良案”的全部细节和君臣治政的诸多隐秘，把皇帝自己的观点、想法公之于天下，并从思想理论到历史、现实三重层面处心积虑地论证满清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与攻击朝廷的汉人知识分子进行公开激辩并逐一驳斥其错误言论、肃清其流毒影响，显示出一代帝王统御万方的非凡胆识、胸怀、气度、才识和雄韬伟略。

余治平研究员结合《大义觉迷录》，引经据典，从八个方面解读了雍正帝对“夷夏之辨”的解释和论证。首先，雍正帝解“夷狄”为地理籍贯，指出夷狄非禽兽。其次，王朝统治的版图面积，决定了人们的华夷分野，幅员狭窄，疆域不广，才把所有的外族贬称为夷狄。第三，华夷之别在人伦，特别在君臣大义，而不在地理籍贯。第四，中国没有能够统一周边民族，不同民族之间互不服气，相与谩骂、诋毁，是华夷分疏观念形成的历史原因。第五，天地之气，不独偏向中原之人，本体论上，物物平等，人人平等。第六，大统建立的根本，惟在于德，而不分夷夏。第七，清朝继明朝而拥有天下，是顺天应人，不能称之为夷狄篡窃。第八，华夷之辨是具有一定历史限度的，而不应该作扩大化、普遍化的理解。无论是中国的华、夏，还是四边的夷、狄、戎、蛮，原本都只是一种自己所称或被他人所称的名词术语，习以为常，不生芥蒂，因此也不存在谁褒谁贬、谁尊谁卑的问题。

最后，余治平研究员指出，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所阐发的关于华夷之辨的思想见解，最直接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为满清统治中国寻找到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使得广大的汉人社会不必再纠缠于华夷分别而对抗既已形成并在现实世界一直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朝廷。雍正之后，华夷之辨已无人接续，所有的纷争从此销声匿迹，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吕留良案”首先拉开了血腥、悲怆的“文字狱”大幕，而历时四年、波及全国，株连范围之广、治罪诛戮之严酷，又足以震慑一切鄙夷朝廷、辱骂皇上的人或持不同政见者，极大地维护了满清皇权的尊严。《春秋》学中夷夏之辨的思想含义已经在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获得了充分的展开，皇帝本人不计天子之尊驾，坦然上阵，主动与思想犯、政治犯展开正面交锋，使得华夷之辨自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其更为内在的问题第一次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剖解与分析。雍正王朝之后的大清诸帝，不必再头痛于满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夷夏之辨基本上被搁置了起来。而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要求早日摆脱备受世界帝国主义欺负、任凭外敌蹂躏的残酷现实，则使得夷夏之辨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

报告结束后，大家或评论或提问气氛热烈。周山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夷夏之辨”是必须要跨越的，清朝三百年的历史，汉人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辉煌的历史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因为“文字狱”镇压了大批知识分子。何锡蓉研究员对报告中的“里程碑式”的解决提法提出了疑问，因为雍正之后，残酷的“文字狱”并未结束。夏金华研究员认为报告的重点还是从文化角度着眼剖析雍正的《大义觉迷录》的，很有思想意义，需要补充的是佛教经典《弘明集》也有 “夷夏之辨”的很好探讨，可以参考。吴晓江、杨宏声、薛平、赵剑等也就夷夏之辨与民族问题，当今再提夷夏之辨是否适当，以及清朝三百年的历史究竟应如何评价等问题与余治平研究员进行了交流。最后，童世骏研究员在评论中说，中国是Civilization-state，西方国家是Nation-state，在余治平研究员的报告中，文化与种族、文化与国家、文化与思想等的关系问题都有所体现，非常好。他还说，报告中提到雍正帝御制国书《大义觉迷录》在乾隆帝时却成为禁书，值得深思。童世骏研究员充分肯定和赞赏了余治平研究员结合文本探讨问题的做学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