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青年学者“分析哲学”读书班第二期综述
语言的本质问题一直以来是困扰着许多思想家以及科学家的话题。本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正是人们对语言深入思考的表现。随着认知认知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乔姆斯基提出所谓的外部语言（E-语言）与内部语言（I-语言）的区分以来，关于语言的本质以及语义的本质就存在着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的争论。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到底是一种外在于心灵的抽象符号系统还是内在于心灵中的人类能力？进而语言的意义是否仅仅内在于心灵之中？语言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需要满足那些约束条件？Anne Bezuidenhout在这篇“作为内在的语言”的文章中，对上述问题在当代学界的争论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综述。
作者首先对所谓的语言外在主义/内在主义以及语义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做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区分。他认为，语言外在主义认为语言并非是那些其属性需要随附于个体的心灵/大脑的那些对象。E-语言并不是心理学对象，并且是独立于语言使用者的。而语义外在主义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指称或者内涵属性需要依赖于说话者所处的物理的以及社会的环境。
语言外在主义否认语言是内部的心理表征系统，认为语言是一种抽象的规则系统，通过这种抽象的规则系统一种语言可以生成无限的符合句法的字符串（Katz1981）。乔姆斯基对此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认为这样的语言模型与我们的自然语言相去甚远，对于我们关于语言的科学问题毫无用处，比如语言习得，语言表征，语言生成与理解等等。而语言外在主义者反驳说，语言的抽象规则正是那些反映了大脑中知识是如何表征与组织起来的那些规则，语言在这种意义上是反映大脑中的因果结构的抽象结构。但是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解释方式实际上是向语言内在主义的妥协。因为如果语言是外在的抽象规则系统，那么语言必定是抽象的个例，但是科学处理的是类型，因此语言就不可能被科学的理论化。因此结果必定是语言外在论者要么成为一个抽象主义者，要么就是承认这些抽象规则也是在大脑中被表征的，那么就和内在主义者之间并无太大的分歧。同样乔姆斯基指出，像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或者解释学那样将语言看作是言语行动的产物（即一系列的说出的、写出的或者指示的表达式的集合），或者将语言直接等同于言语行动本身，这些做法同样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同样要面临上面那个要么成为抽象主义者要么成为内在主义者的同盟的命运。在文中乔姆斯基同样批判了达米特式的将语言看作是“常识的”观点，即认为语言是社会实践，他们是通过社会习俗来制约的。乔姆斯基对这种语言观并没有强烈的反对，但是认为这种语言观使得语言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即为了研究语言，我们必须研究一切和语言有关的社会因素。最后乔姆斯基指出达米特的社会实践的语言观使得学习语言变成了和学习某种技能相同的方式，成为了一种能力的获得，这是一种荒谬的观点。
文章接下来详细讨论了乔姆斯基对语义外在主义的批判。语义外在主义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普特南所提出的孪生地球案例与柏奇提出的关节炎案例。前者指出语言的意义必须依赖于说话者所处的物理环境，而后者指出语言的意义必须依赖于说话者所处的社会共同体。因此意义不可能仅仅凭借大脑中的过程而得以确立。普特南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中，由于我和孪生我所生活的世界中水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一个是H2O，一个是XYZ，那么当我们说“水”这个概念时，我们所指称的乃是不同的对象，因此意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大脑中的状态。但是乔姆斯基认为，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将我和孪生我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互换生活环境，那么这个时候我说的“水”指称的就是XYZ，而孪生我指称的是H2O，但是由于我们对这种变化毫不知情，并且我们所面对的水和我们交换之前的常识属性方面没有任何的不同，因此根本不会对我们的任何社会活动模式产生丝毫的影响，别人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不同的反应，就好像这种交换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因此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指称的是什么与我们的社会属性是毫不相关的，因为当我们说出“水”这个词的时候意义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普特南的这个思想实验是不成功的。我个人认为乔姆斯基的反驳还是很有力量的，如果意义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那么为什么在进行这种交换之后，事实上不会产生任何的社会属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认交换之后和之前除了水的化学成分发生变化，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发生过变化。这里涉及到专家意义的问题，文章中接下来同样处理了这个问题。
总体上来说，乔姆斯基并非否认语言确实有社会的因素，我们生活于社会之中，社会也会对我们的语言产生影响，但是他否认的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是需要任何社会的因素参与的，语言学要成为科学必须采取内在主义的视角。
会后读书小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陈常燊从戴维森的角度谈论了语言的本质问题，并指出语言研究自然化的不同的发展路向。关于语言和语义的本质问题还将持续的争论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