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应邀来哲学所做题为“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being——以海德格尔的论述为例”的学术报告。院党委副书记、所长童世骏研究员主持报告会。俞宣孟研究员、薛平助理研究员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王路在报告中指出，“是”与“存在”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系词，而后者不是系词。这是从语言角度做出的区别。因此，当人们说应该用“是”而不应该用“存在”来来翻译西方哲学中的being的时候，实际上是认为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因而含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但是有人却提出批评，说系词的理解乃是一种逻辑的理解，仅从逻辑的理解出发来探讨being乃是错误的。这种看法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的理解乃是逻辑的理解，而“存在”的理解才是哲学的理解。王路教授认为，这种看法的实质是混淆了语言与逻辑区别。他指出，在关于being的哲学讨论中，在涉及系词意义的讨论中，西方哲学家会有逻辑的考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逻辑的考虑与语言的考虑是有区别的，而且他们在更多时候主要考虑的还是语言。
然后，王路教授以海德格尔的论述为例来进行讨论。他把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海德格尔的著作《是与时》中导论的第一章第一节“明确地重提是之问题的必要性”。接下来，王教授从明显关于语言的考虑；不太明显关于语言的考虑；系词的特征（在此，他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七卷中的话进一步证明）等三个层面结合海德格尔的两段译文，清晰地剖析了将being翻译成“是”并非只是基于逻辑的考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方面的解释。
王路教授最后指出，由于being这个词首先是语言中的词，因此在探讨它的过程中，对它的语言方面的考虑就非常重要。能够认识到系词的解释有逻辑的思考其实是正确的，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使我们认识到，应该努力去理解，在有关being的讨论中，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哲学讨论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够。我们还要看到，逻辑并不等同于语言，逻辑的解释也不等同于语言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语言的考虑和逻辑的考虑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会认识到，在探讨being这个概念以及与它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缺乏逻辑方面的考虑一定是片面的，忽视语言方面的考虑则是根本错误的，而以逻辑的考虑为理由，甚至以逻辑的考虑为借口来排斥和拒绝关于系词的考虑，不仅是片面的，也是根本错误的。
薛平助理研究员在评论中认为，王路教授报告中把being理解成系词是对的。但把“是”看作形而上学的基石，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因为being是区别的标识，是系词而不是概念。
俞宣孟研究员在评论中认为，王路教授的报告主要还不是重新谈论being的翻译问题，而是针对“翻译成‘是’乃是局限于‘逻辑’的理解”之批评的澄清，进一步提出把being翻译成“是”不仅是“逻辑”的理解更是“语言”的理解。俞宣孟研究员说，我和王路教授关于being的翻译译名上主张是一样的。据我所知，陈康最早主张把being翻译成“是”，吴寿彭在《形而上学》中，也把being翻译成“实是”。2002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宋继杰主编的《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下）把围绕这一问题讨论的论文集在一起，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讨论being问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理解西方哲学大大跨进一步的机会。对王路教授的报告我补充一点，把being理解成“是”的优势在哪里。把“是”理解为范畴，“是”是最普遍的范畴，“所是”都是“是”。这就和思想方法联系起来。在西方哲学中，范畴没有对象，所以范畴只有在关系中才有意义，以being为核心的范畴体系就是西方的ontology。而中国哲学中则“名”必指“实”，哪怕是“道”也有对应的状态。另外一点，王路教授的结合文本的研究方法值得学习，结合文本才不会陷入空泛。
随后周山研究员、童世骏研究员、何锡蓉研究员、夏金华研究员、张朋助理研究员等提出如下问题：being有没有与其相对的概念；如果把being翻译成“是”则如何翻译西方哲学中《存在与虚无》等众多与being相关的著作；是不是可以像佛教中般若（bo re）这个词翻译一样直接把being搬过来不作翻译；逻辑和语言对哲学是极其重要，那么中国哲学是不是也重视逻辑和语言。王路教授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他认为我们还是要结合文本谈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being 问题是第一哲学。在中世纪，being这个词本身没有意义，being只有与其他的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把being翻译为“是”还是翻译为“存在”，这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理解的问题，即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比如，‘God is’翻译成“上帝是”似乎不如“上帝存在”容易理解，但正因为别扭才有助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至于中国哲学是否重视逻辑或语言，我想至少要结合文本进行探讨。
童世骏研究员在最后总结发言中说，非常感谢王路教授的精彩报告。对Being问题的讨论和理解要抛开习惯性思维。在现代如此功利的社会，我们可以就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根本不会关心的最最“不着边际”的问题展开讨论并结合文本进行问题研究，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同时也正说明了哲学存在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