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当马克思在与普鲁东争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他那时候当然不会想到，110年以后出生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他的这个命题。马克思说：“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作为杨国荣教授的同学和同事，我，还有从美国赶来与会的黄勇兄，有幸见证了杨国荣从搬运夫到哲学家的转变过程。做了两年搬运夫（装卸工）的杨国荣，在1978年春节作为1977级大学生进入华东师大政教系，四年后本科毕业进入硕士阶段，三年后硕士毕业进入博士阶段。或许是厌倦了如此按部就班的成长过程，1991年，也就是获得博士学位4年以后，那时已经留校任教的杨国荣，直接从讲师晋升为教授，完成了从职业角度来说的从搬运夫到哲学家的转变。
但从搬运夫到哲学家的转变，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上的转变。许多同学都知道那个故事，杨国荣在硕士期间拎着一大袋笔记向丁祯彦老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把开门迎接他的丁老师吓了一跳。现在看来，在拎着一大袋笔记的杨国荣和扛着一大包水泥的杨国荣之间，可能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昨晚在西湖边散步时我与杨国荣说起1982年我们几个同学结伴游江南（包括杭州）的时候，杨国荣全程带着厚厚的一本英文精装本书，这件事情大概也可以看做杨国荣的搬运夫经历对他的影响。杨国荣现在当然已经不用费那么大力气拎一大袋笔记、背一大本了；在我们同龄人中间，杨国荣大概是最早买车、开车的之一。但我觉得杨国荣不仅在1978年进入华东师大的时候告别了搬运夫的职业，不仅在以车代步的时候扬弃了搬运夫的能力，而且在治学方法，甚至在治学境界上，超越了搬运夫的角色。
哲学研究离不开解读文本、诠释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出入于不同学术传统的哲学家是永远不可能摆脱思想搬运夫的角色的。但引用古今文本如果是为了解读而不是炫耀学问，介绍别人观点如果是为了诠释而不是衬托自己，就已经不再仅仅是思想搬运夫了。大家之所以从祖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汇聚在这里，把杨国荣的著作，尤其是其“具体形上学三篇”，作为讨论的共同话题，就是因为杨国荣已经超出了思想搬运夫的境界，走进了思想加工者甚至思想创造者的境界，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境界。
创立于去年的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双月刊《哲学分析》，有志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学术家园。哲学家有不同类型，有的重视研究问题，有的重视构筑体系；有的重视解读文本，有的重视阐释义理。或者如金岳霖先生所说的，有的是综合的心灵，有的是分析的心灵；或者如詹姆斯所说的，有的是硬心肠者，有的是软心肠者。或者如柏林说的，有的是刺猬型的，有的是狐狸型的…哲学家的研究风格可以各不相同，但哲学家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对哲学问题，包括杨国荣“具体形上学”三篇所讨论的存在问题、意义问题或规范问题，进行自由思考和严格论证。
无论是自由思考，还是严格论证，都不能只是独白式的行为。真正的自由思想不仅意味着不让别人替自己的大脑做主，而且意味着不让自己的偏见、幻觉和错觉替自己的大脑做主。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想一定是重视并且善于进行严格论证的。为了实现与严格论证相一致的自由思想，建立一个哲学共同体非常重要，它既为哲学家进行自由思考提供激励和乐趣，也为哲学家进行严格论证提供检验和帮助。哲学共同体的成员一定要有不同的观点，但最好也有共同的话题；哲学共同体成员当然会有不同的偏好，但这些偏好之间最好有一些交叉；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书房和书单，但最好有一些书是大家都在阅读和谈论的；我们彼此之间经常送书请人“雅正”，但最好也能化时间花精力去“雅正”别人、同时也有诚意实实在在地被人“雅正”。简单地说，哲学共同体的灵魂是哲学同行之间的认真、深入而持续的讨论，而学者之间的这种讨论又需要哲学共同体作为肉身，作为条件。
《哲学分析》有志于为形成这样的哲学共同体做出贡献，有志于为形成这样的哲学共同体提供讨论的空间。这种空间既包括刊物的形式，也包括今天和明天在这里召开的这样的论坛，也包括今年、明年、后年及往后的这样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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