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骏在致开幕辞时介绍了博格教授的学术著作、思想，特别强调了他在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博格教授早年师从当代顶级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他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从国内政治延伸、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他的《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一书，为我们回到罗尔斯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一条新的进路。
博格教授的讲座首先把当今社会的制度框架界定为一种竞争性/对抗性体系，适当的框架架构要求合理设计游戏规则，并加以公正透明地管理，在此基础上，博格教授还分析了竞争性/对抗性体系的内在弱点，并指出其出现了自我毁灭/破坏的迹象，从而导致（选取规则的道德化）的可能性降低。紧接着，博格教授具体阐述了两个体制问题：一、不平等。最富有的参与者往往对规则的设计及其运用一起施加影响，由此扩大他们自身优势，这种失控的不平等在每一回合都在强化影响的动机和机会。在对国际协定（WTO 条约）和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的影响中，特殊利益已经发挥作用。基于种族、性别、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父母的社会阶级、性偏好等因素的传统显见的不正义的不平等今天依然存在，但确实在减少。当前趋势是朝向大规模增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持续不平等—然而，由于以团体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减少，这些不平等将被“匿名化”。博格教授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统计图表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剧，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绝大多数国家迅速上升。在此，博格还对一些反驳性观点进行了概念性和经验性的回应。二、不稳定性。体制规则的设计及其运用的私利化对其他参与者和后代造成的外部效应被忽略。此外，由于规则体系的各个部分由不同特殊利益的参与者制定，导致整个体系越来越缺乏连贯性。这些现象说明“集体行动问题“（PD)的结构：受自利的驱动，最强者寻求施加影响的方式，但这样做甚至损害和威胁到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针对这两个体制问题，博格指出：对缓和不平等和/或减少贫困感兴趣的人应该提出全球制度改革设想，这些设想也要诉诸对稳定性的一般考虑（对规制俘获加以约束）和对私人利益的特殊考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政治举措的目标：建立持续的结构性改革；1、有效推进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同等价值这一理念，赋予它真正的道德内涵；2、惠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良好的全球精英团体（创造利润的新机会，推广/提升品牌形象，减少波动）；3、规模可变，根据经验能增加和/或调整；4、增加对改革抱有客观兴趣的群体力量: 让全球穷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5、成为真正的道德领袖榜样，创建可复制的全球公共善。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建立全球健康影响基金的重要性。
本届“哲学分析”讲堂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主讲人与听众的学术互动。倪培民教授、黄勇教授，以及来自哲学所、邓中心等单位的学者，分别就政治举措的问题，国际经济、政治框架对各国的影响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国内政策对正义、人权的关系问题，与博格教授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现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