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0-11日，我所陈常燊应邀出席了在上海兰生大酒店举办的“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并作了《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何种智慧？——一种二阶分析》的学术报告。会议是在中央及多个省市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倡的“包容性发展”方略的背景下召开的，由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主办，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山东、广东、四川等省市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从事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哲学研究的40余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包容性发展与城市建设”课题展开了各自的探讨。会议论文集即将由复旦大学资助出版。
陈常燊的研究方法是，将学界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视为一种面对问题本身的“一阶分析”，而将对上述实证研究的理论反思称为“二阶分析”，两种分析路径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基于一种“二阶分析”，陈常燊指出，包容性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物质智慧、精神智慧、政治智慧、社会智慧、生态智慧等多重依托，智慧营造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智慧城市建设而言，需要回答的问题既包括本体论层面的“是”（to be）、“应当”（should to be）等“2B”，以及“何人”（who）、“何事”（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等“4W”，也包括方法论层面的“如何”（how）以及“为何”（why）等“2W”；既包括物质智慧层面，也包括精神智慧层面；既包括理论智慧层面，也包括实践智慧层面。智慧城市建设不应当忽略精神智慧和实践智慧层面。
陈常燊接下来将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操作和实证研究联系到哲学上的“实践智慧”概念。实践智慧源于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概念，中国则有“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 中庸》）这样的“知行合一”传统。实践智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就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而言，“实践智慧”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从反面讲，就是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行为模式；从正面讲，就是学会如何权衡彼此，权衡得失，权衡利弊。中国孔子的“执两用中”（《论语·子罕》）思想、孟子的“权轻重度长短”（《孟子》）思想以及西方的罗尔斯（John Rawls）、古德曼(Nelson Goodman)等哲学家的“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方法，有助于我们回答以下问题：（1）城市管理究竟为了谁？（2） 政府与市民（网民）在城市（网络）治理上的双向约束如何可能？（3） 在城市管理中，如何在两个乃至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平衡？
报告结束后，陈常燊回应了与会学者的评论和提问。复旦大学教授朱春奎评论道，智慧城市中的smart与哲学中的“智慧”有所区别。陈常燊回应道，二者有概念区分，但我们的“五个智慧”概念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必不可少，可以对相关的实证研究有所补充、有所启发。南京大学的孙繁斌教授提问道，我们现在提出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古希腊的城邦相比，哪一个更有智慧？陈常燊回应道，古希腊的柏拉图好为“帝王师”，在他提出的“理想国”中蕴涵着一种“哲学王”思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践智慧”的政治-道德思想，但这种政治思想并没有他的学生亚力山大大帝的执政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现在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在当代高科技、现代化和“数字城市”的背景下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智慧城市”概念，古希腊没有智慧城市。但不管如何，我们现在建设智慧城市应当吸取亚里士多德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