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的反思

作者:发布时间:2004-12-04浏览次数:522

 

                      ——与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同道座谈纪要

 

1123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罗夫、梅佐伍、鲁特维奇一行三人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当代哲学研究中相互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座谈由布罗夫担任翻译。布罗夫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典籍,讨论时许多细微的意思布罗夫都能敏感而确当地加以把握和传达,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俄罗斯同道的介绍,感受到俄罗斯哲学界近年来所发生的极有意思的变化。座谈很热烈,并不时引发争议。讨论时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谨对座谈记录作简要的概述。因笔者理解力有限且可能有笔误,不当之处还请与会的同仁指正。

俄罗斯此行来访的三位学者中,布罗夫是国际上享有一定声望的汉学家,他曾师从候外庐、任继愈,重点研究近古近代中国哲学。著有《王船山的哲学观点》、《苏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合著)等。梅佐伍现为历史哲学研究室主任,近著有多卷本《历史与文化》,已出版第一卷。他在文化哲学上的建树,在俄罗斯受到高度赞美,被誉为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又一大家。鲁特维奇为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对现象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法兰克福学派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布罗夫称他们是:“当代俄罗斯两位伟大的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始建于19294月,原称“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全俄罗斯哲学研究中心。现有研究人员300余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学研究机构之一。当代俄罗斯哲学思想活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和功能重新得到了确认、阐发和强调。俄罗斯哲学家反思以往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偏激态度,提出,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传播之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发展。他们认为,在批判地考察现实和世界的过程中,哲学也应批判地审察和检验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几年俄罗斯哲学家在国际性的哲学舞台上又趋于活跃,渴望沟通和对话。他们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出和解决所有哲学问题,当代哲学的重大问题是由地球上所有地区提出和解决的。俄罗斯哲学家主张从世界的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每一个民族的哲学,因而哲学研究所在研究希腊哲学、犹太哲学、波斯哲学、阿拉伯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方面都有世界上最好的专家,并在各个专门研究领域里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自俄罗斯科学院建立以来,就以学术训练严格和富有科学素养见称于世。当代俄罗斯哲学者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学者一般都求专而精,博学多能。讨论时,涉及任何一个哲学问题他们都会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引经据典,时出己意,这一点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总的来看,在一些一般性的哲学问题上,我们很快就能领会对方的观点和见解,并无交流障碍。但由于哲学的参照系不同:俄罗斯的哲学和宗教归属于西方希腊-基督徒传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西方哲学的的反思,更注重以往被忽视或低估的部分;而中国哲学界则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变革的意义和实质进行追问,并对西方现代哲学在思维方式的“转向”问题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相关性问题更为敏感。当中西哲学的一些根本问题的差异问题:如本体论哲学的意义和作用在中西哲学中所突出的差异性问题被问及时,就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的意义问题具有更为透彻的理解。随着话题的具体化及讨论的深化,争议随之而起。中俄学者之间的深入对话是由马克思的哲学中是否有其本体论以及如何理解和评价本体论问题开始的。

 

一、   马克思对本体论的批判及其理解问题

 

当俄罗斯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本体一词时,俞宣孟提出,马克思对本体论是批判的,并且正是通过对本体论的批判,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对此,俄方学者颇感惊异,梅佐伍随即作出回应,他认为,哲学什么时候出现起什么时候就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上有重大发展。俞宣孟进一步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本体论,而且是明确反对本体论的。俞请问俄罗斯学者所谓的本体论究竟是什么?卢德维奇说,那是开始于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哲学。俞宣孟认为,正确说,应是从柏拉图后期理念论里发展出来的、纯粹概念推论形式的原理系统。双方回溯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初关于本体论的定义,那是18世纪时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发明的,其定义说,本体论是有关Being的学问,认为Being是一,是善,从中进一步产生出因果性、偶性、必然性和现象等范畴。俞宣孟进一步请问,有谁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看到是主张本体论的,俄方学者沉默。俞指出,那只是在《反杜林论》里,但是那是恩格斯批评杜林运用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方法证明世界统一于Being,恩格斯对这种本体论的方法显然是取批判态度的。此外,我们找不到一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本体论的正面、肯定的用法。对此,梅佐伍觉得疑问,他举出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说他写过一本书就叫做《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似乎说明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本体论。俞宣孟回答说,卢卡奇本人也承认,在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对本体论问题的专门论述,却又武断地说,马克思的那些论述都是本体论的;西方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学术态度是不严谨的,因此卢卡奇不足为训。俞另外指出,如果我们承认本体论是纯粹概念的原理体系,那么,我们就决不会误以为马克思主义也有一种本体论,那将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搞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对本体论的批判。这样问题就转到恩格斯,特别是卢卡奇对本体论的理解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哲学思路,以及在怎样的意义上将后设的分析和解释加给前人是合理而必要的问题。恩格斯后期的哲学表述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系统的原则和总体世界观,创建一种“高级”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不过能否将这些论述看作或进一步理解为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学说,仍有讨论的余地。至于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所强调的对人类经验总体作“超验的探求”,其实没有超出传统的先验本体论的水平,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倒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转向与马克思对本体论的批判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卢德维奇和布罗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没有本体论的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评论。当他们听到中国的同道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问题提出根本质疑,起先也表现很吃惊的样子,随即细听俞宣孟和梅佐伍的辩论,认为这个问题该仔细地想一想,并表示以后将进一步关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及进展。

 

二、   中国哲学有没有本体论

 

当布鲁夫听到俞宣传孟谈到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ontology)时,又表示惊讶和疑问。俞宣孟最初提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本体论”这一论断是在其1989年出版的论海德格尔的专著中。他分析说中国学者往往将宇宙和本体论混为一谈,其实这在西方哲学那里有明确的区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是从系词“Being”以及各种Beings的范畴推论出来。因此,本体论哲学是所有这些范畴的抽象的、超验的体系,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逻辑的;而中国哲学的“道”、“本”、“本体”等概念则不是从其他概念中推演出来的。从中国语言上考察,古汉语系词发生很晚,没有在哲学产生如西方哲学那么基本的作用。布罗夫表示,这是他在中国了解到的最新的哲学观点,他随时请俞宣孟出示其就这一问题最近写的论文,表示到将它推荐给俄罗斯哲学界,让他们了解中国同道的最新学术成果。

 

三、   当代人文科学对传统本体论的超越

 

 讨论中,俄方学者提到海得格尔的本体论。对此,俞宣孟认为,那是海德格尔早期《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的提法,即所谓基本本体论,即使这个提法也是反对传统本体论的,他的目的是用来分解历史本体论。到了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根本就舍弃了基本本体论这个词的用法,认为这会把他自己的哲学误认为是一种本体论。俞感兴趣的倒是,传统本体论哲学在形式上是使用系词Being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因此,对于语言中缺乏系词的民族,要产生和表达本体论是有些困难的。卢德维奇对俞宣孟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本体论转向的说法基本表示赞同,但他仍强调本体论对于理解海德格尔及整个西方哲学的意义,并特别指出本体论问题受到德国哲学家的看重的情形。俄罗斯学者认为,进一步得区别两种本体论,即古典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古典本体论就是突出主客范畴向的联系,在俄语中有这样的解释:把主客联系起来就是本体。俄语中表达本体论并无困难,俄语系词的动名词形式在句子中可以带有客体和主体并可作各种句子成分(主、宾、定语等),说明俄国人对本体论的理解可以依据自己的语言经验。后德国古典哲学的本体论就得灵活而生动,生活“是”什么、实践“是”什么的这个“是”,新哲学家们认为就是to  be,就是“Dasein”,这表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本体论上都有重要的建树。本体论的最新进展本身就体现了人文科学的新动向。俄罗斯两位哲学家自己发生了争论,卢德维奇认为,在哲学中,自然的问题比人重要,而梅佐伍则认为,哲学讨论的问题中,人的问题比自然重要。前者的论据是,未有人之前,自然已经存在。后者则认为,自然是在有人以后才得到昭示的。前者认为,对方的这种观点只是目前西方有人主张,未必世界上的人都赞成。后者俏皮地说,他只负责欧洲方面的事。俞参与说,他能负责中国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个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本是一体的,人从这一体中开放出来,然后有了人和万物的区分。庄子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于是,万物得到了认定。

 

四、   阐扬各个民族哲学自己的特点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独特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是显然的,俄罗斯哲学也有自己的传统。当代中俄学者的哲学研究各有侧重,当代俄罗斯哲学家异常重视“人”的问题的研究,他们强调,存在、历史、文化中主要的东西不是物、而是人、社会,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所从事的就是人的创造性的研究。俄罗斯学者一般都赞同“文明”与“文化”的性质和意义的区别,这种观点在中国似少有人响应。中国学者则强调哲学比较对于发展当代哲学的重要性,他们仍十分重视形而上学的创建的意义,俄罗斯学者虽有同感,但他们更倾心于哲学的现实化和实际作用等迫切问题。

 

座谈结束时,布罗夫代表俄方表示感谢并认为讨论很有意思。他向俞宣孟发出盛情邀请,期望他届时能率队出席明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次全俄哲学会议,俄罗斯的哲学家一定会对中国学者富有哲学新意的报告作出热烈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