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会议紧张而有序，共进行了四场研讨，围绕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出现的一些冲突和矛盾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并提出了一些积极有效的解决措施。现将主要议题及讨论综述如下。
一、 政治和价值观领域内的冲突
德国天主教外国学术交流中心研究员Heinrich Geiger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冲突是人们共同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具有创造性和一体性的因素。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克服萧条时期，而开始必要的创造性过程。在多元文化中，存在着传统的和现代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多元化冲突解决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和国家如何才能和平共处、如何才能在相互尊重和相互重视彼此价值观的情况下共同生活？一种不断以兴奋声调被提出的“人类统一”的号召，要求我们提高和平能力，要求我们以一种与此观点相应的方式去对待现存的冲突潜力。因此，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冲突关系和政治条件。
德国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教授Henning Ottmann则提出宽容是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当代政治必须适应社会的丰富多样性和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情怀。宽容的人必须“容忍”和“忍受”那些他不赞成的东西。我们身处一个现代社会，不得不忍受种种不同的意见和生活方式，即使我们内心并不接受，甚至反对。一个多元社会需要大量的宽容心，不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多元。没有宽容，也就不会有个人自由。他同时还指出，宽容没有法律那样的强制力，不能靠诉讼强行得来。它是一种超越于法律的精神。进而，他还从实用的、宗教的和习俗的理由层面分析了到底为什么要宽容。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才勇深刻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在价值观上的多元并存及其中较鲜明地呈现冲突状态的三个主要方面：第一，在个人与集体关系方面，在传统价值观中推重对集体和他人之依附的集体精神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时，现代工业社会的独立自我价值认同和自我实现却早已滋生并越来越广泛地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后工业时代的团队协作（teamwork）精神又渐渐进入我们的眼帘；第二，在名实关系方面，在重名轻实的传统价值取向并没有全然消失的情况下，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效用理性和务实精神却越来越普遍地被接受，同时，后现代社会对公共伦理的关心又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同；第三，在心智关系方面，当传统的奋发刻苦精神仍得到广泛推重的情况下，现代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与后工业时代的智性思维又悄悄地在我们的生活中扎下了根。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并存展现出的冲突态势，并不是简单的一方与另一方的冲突，而往往是呈三角状的对抗关系，即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往往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抵触，而自身同时又对这两方面具有对抗性。这种冲突或对抗状的三边关系进一步便使构筑高一级的普适原则成了不可能，而这种不可能反过来又助长了每一方的各行其道。应当进一步梳理出制衡这些冲突，使其负面效应降低到最低限的思路与举措。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超南研究员则就上海都市形象中的文化冲突与宽容问题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文化因城市而伟大，城市也因文化而伟大，城市形象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是在长时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既有差异、冲突的一面，也有结合、交融的一面，从而在城市精神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并留下痕迹。因此上海都市形象建设中，必须提高文化选择的自觉性，以形成多种文化的合理互动关系。他具体从城市与文化、城市形象主导权的争夺、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形象转向、开放时期的多元文化选择以及当今都市形象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宽容等几个方面深入阐述和剖析了这一问题。
二、 宗教领域内的冲突及其解决
德国慕尼黑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葛壮则对上海社会中的外来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虽然上海市的穆斯林在全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甚小，但其发散的社会影响却不容忽视。近两年来，上海穆斯林人口结构又有较大发展和变化：一方面，表现在绝对人数上相对过去有了增长，主要表现在由外地来沪的各族穆斯林群落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反映在参加宗教活动的穆斯林人数较以前明显增多。青海来沪的穆斯林群体是近些年来外地来沪谋生人口中最大也是地域化特征最典型的一个社会群体，同时也是带有鲜明民族与宗教特征的一个外来流动人口群体。外来穆斯林群体直接参与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活动，相应地扩大和拓展了上海地区与伊斯兰世界及国内西北地区联系的经济文化渠道，但某种程度上也带来潜在的回汉社会冲突。同时，外来穆斯林群体在上海社会的存在，本身也容易产生宗教教派问题的隐患。就这些可能存在的隐患和冲突，他提出，不仅穆斯林群众之间要加强联系和维持团结，政府也要出面关心外来穆斯林群体的生活，扩大本地各族居民与他们彼此间的联系，同时增强他们遵纪守法的意识，也是预防社会冲突升级和酿成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方法。
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上海沪西清真寺教长金宏伟就上海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如何做好外来穆斯林工作的问题进行了若干思考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认为，上海外来穆斯林具有层次不等、习俗各异、教派有别、影响日增、矛盾易锐化等特点，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在精神上会产生一些困惑。因此上海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应该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和思考，并与社区联手，适当地进行干预和引导，将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消解于萌芽状态中，这是上海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他还提出了具体的三条建议：积极关注外来穆斯林中的热点问题；正确保护并引导穆斯林的宗教热情；主动与各方沟通、及时反映问题、排难解忧、化解矛盾。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晏可佳对在沪外国人的宗教生活现状及其发展空间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他的研究指出，在沪外国人专场宗教活动，随着在沪外国人特别是常住外国人的数量增加，目前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在沪外国人日渐增多的实际情况相比，外语专场的宗教活动场所较少；现有外语专场的语种较少，不能满足各国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教、天主教信徒的需要；外语专场礼拜在教务管理上有待改善；对于外语专场宗教活动，政府部门进行了大胆地尝试和探索，不断改进工作，但在运行机制上一事一办，在一些重要的环节上各不相同，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公开性和制度性；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其宗教生态近年来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基于上述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提出改善目前上海在宗教方面的运作机制：即合理设置，适当增加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场所；适当加强在沪外国社团协调小组的职能，使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沪外国人可通过适当途径，邀请本国的宗教教职人员入境，在外国人的专场活动场所讲经、布道；中国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也可与在沪外国人专场宗教活动场所的外国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各种对外交往活动；对于其他一些不属于“五大宗教”的宗教，其临时宗教活动地点也要精心选择、合理布局，避免影响其他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当然还要注意到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沪外国人宗教生活的需求。
三、 社会管理、社会行为和社会认知领域内的冲突
德意志联邦大学应用科学教授Klaus Erdmann对于转型国家的公共管理冲突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转型国家的公共管理机构受到社会巨变的冲击，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会影响管理机构的内部运作机制，机构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又会“输出”给社会大环境。这就给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一个转型国家的公共管理，在多大程度上能行使管理和监控的职能；规范管理体制里的哪些领域会出现冲突；公共管理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完全顺应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等等。而如果认为国家行政管理是一个按章办事、政治中立的系统，是不现实的，就象认为国家面对社会可以保持中立一样不现实的。将行政管理和政府——后者指国家政治的领导决然分开的思维，在决定和制作政治纲领以及制定法律时根本无法遵循。与之相反，公共管理在这里扮演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决定性的角色。它的任务是，在和政权机构协商后编排和组织法律、人事和财政资源，使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既定政治目标。Klaus Erdmann还明确强调，转型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公共管理政策时，不能毫无保留地被西方社会当下的理论发展和讨论所左右。如果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采用合作型和责任型管理模式，就会给反腐运动制造反冲力。转型国家在社会经济环境还很不稳定情况下，采用自治和科层制管理可能是最合适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就流动人口进城带来的就业和婚姻竞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上海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中青年人口和女性比例的增加，给上海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他具体从上海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流动人口与上海本地劳动力就业的关系、流动人口对上海本地婚姻市场的冲击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徐安琪和刘温蓉对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家庭冲突问题以及社会在缓解或减少潜在的家庭冲突方面所具有的发展空间作了深刻揭示。她们指出，社会的转型也使不少家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社会流动的频繁及资源的重新分配使家庭的代际分化加剧，两地分居、异地/异国婚恋的增加，也使婚姻调适的难度相应递增；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市场的开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机会递增；随着个人生活开始和社会生活相分离，个人的隐私权逐渐为社会所认可，私生活行为出轨对其职业前程的负作用递减，伦理责任作为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也开始松弛，等等。基于上述种种因素会导致家庭冲突的出现，她们揭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来拓展社会在缓解或减少潜在的家庭冲突方面的空间：伦理文化导向——从重稳定转向重质量；家庭调解导向——从重伦理教化转向重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导向——从家庭为主转向社区主导。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夏国美对多元文化冲突中社会越轨行为的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她主要围绕各种失范行为中最突出的社会现象即商业性交易和吸毒问题进行了深刻思索，认为在社会缺乏公正、资源分配明显不平等的前提下，人们不可能用同一种文化观念去衡量生活价值，当然也就不能用同一种道德标准去治理社会，多元文化冲突中社会越轨行为的治理必将变得更为困难。所以，在中国，对社会越轨行为的治理必须要从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层面进行改革，惩治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异，追求更大限度的社会公正和平等，减少个人失范行为出现的土壤。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杨雄针对转型期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以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几条有效建议：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包括风险应急机制和风险信息发布机制。主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覆盖全社会的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发生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自然的等方面的风险，经常进行收集、分析、甄别和判断，对风险的性质、范围、等级、发生时间和地区等及时作出科学预测；建立突发事件国家援助机制。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障机制无力承受突发事件的经济压力，所以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国家援助机制，利用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工具建立一个预算外运作的独立的常设基金，专门用于突发事件的必要开支，遇危机即启动。这样，就可以既为财政“减压”，又能保证及时援助困难群体，制止恐慌情绪蔓延，提高人民的安全感，维护社会稳定；改革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承受心理。制度安排各异，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便不同，随之产生的价值与代价也会相异。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矛盾的两极之间维持一定的均衡，可以减少、消化社会转型的代价。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员李维分别从利益分配与幸福体验、经济繁荣与幸福体验、社会地位与幸福体验、社会认知与幸福体验四个方面对主观幸福与社会冲突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结海研究了上海新移民的文化冲突背景。他指出上海人与外地人、上海的海派文化与传统的主流文化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这种文化冲突有两个特殊性：一是除了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外地人同样也瞧不起上海人；二是这种相互瞧不起来源于一种文化差异。他采用科学的测量方法，回答了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在价值观上到底有没有差异的问题，得出了自己的答案，即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上海新移民的文化冲突的基本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