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语：
本文长处在于：读书细心，能发现同一主题不同记载中的差异。行文时不厌其烦，逐条列出，有学者架势。
建议改进处：1、要考虑所选题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2、人事问题不同于自然现象，不能用记载下来的内容否定未记载下来的可能。
总之，本文发发可取，结论未必。
建议本文在同学间传阅一下。
俞宣孟
2015年1月21日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课程作业
《论语》四章的真实性献疑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2014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 游原勇
内容提要：《论语》中的《子见南子章》记载了孔子见南子之事，其中缘故，历来众说纷纭；《侍坐章》详述了孔子与四位弟子谈论人生志向的情景，意旨丰富，为后世所称道；《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与《佛肸召孔子章》是孔子打算辅佐公山弗扰与佛肸时，而子路进行劝阻，此二事一直饱受争议。本文通过现存相关文献，细究此四章的本事背景，发现其真实性极为可疑。
Abstract: The chapter "the Master visiting Nan-tsz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records the affair of Confucius visiting Nan-tsze, which has always been debated and disputed in all ages; the chapter "Sitting by the Mast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scene of Confucius with his four disciples talking about the ideals, which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is thought highly of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 chapter "Kung-shan Fu-zao holding City Pi in an attitude of rebellion" and the chapter "Bixi inviting the Master to visit him" tell stories that Confucius intended to assist Kung-shan Fu-zao and Bixi, but was dissuaded by Tsze-lu, which are highly controversial. This article, through combing the existing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al stories of the four chapters, found tha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se chapters is extremely doubtful.
关键词：《论语》；真实性；献疑
Keywords: analects; authenticity; doubts
一、《子见南子章》
《子见南子章》为《论语·雍也》第二十八章，其原文如下：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根据三国魏何晏（？-249）《论语集解》引用西汉孔安国（约前156-约前74）注所言：“旧以‘南子者，
但是，自从汉代以来，不乏学人为之解释，林林总总，众说纷纭，大体分为两个角度，一是训诂，二是义理。
从训诂角度进行解释的，现举出具有代表性的两例：
西晋栾肇（生卒年不详）训“否”为“屈”，他认为“见南子者，时不获已，犹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厌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厌也”[2]。
东晋蔡谟（281-356）训“矢”为“陈”，他的依据是“《尚书叙》曰：‘皋陶矢厥谋也。’《春秋经》曰：‘公矢鱼于棠。’皆是也。夫子为子路矢陈天命，非誓也。”[3]
栾肇与蔡谟二人从训诂角度勉强为之解释，看似合理，实则文意牵强难通。
从义理角度进行解释的，现也举出具有代表性的两例：
南宋真德秀（1178-1235）《四书集编》对孔子见南子之事作了一番详细的解释：
居乱国见恶人，惟圣人为可。盖圣人道大德宏，可以转乱而为治，化恶而为善。孔子于南子则见之，于阳货亦见之，而公山弗扰、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贤以下，则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小人则远之，盖就之未必能有济，或以自污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氏，无能改于其德；颜子、闵子终身不仕，盖以此也。子路不说者，盖以己之力量观圣人也。
清代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对孔子见南子之事也作了一番详细的解释：
南子虽淫乱，然有知人之明，故于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请见孔子，非无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见为将诎身行道，而于心不说。正犹公山弗扰、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说之比。非因南子淫乱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说，故告以予若固执不见，则必触南子之怒而厌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为乱。孟子亦言仲尼不为已甚。可知圣人达节，非俗情所能测矣。
从上文可以看出，真德秀与刘宝楠对于孔子有着极强的“崇圣”心理，比如，真德秀的“圣人道大德宏，可以转乱而为治，化恶而为善”之语，刘宝楠的“圣人达节，非俗情所能测矣”之语，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对于孔子是推崇备至、顶礼膜拜的。从这样的“崇圣”心理出发，他们二人作出的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而且，刘宝楠认为“天即指南子”，这种说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自古以来，帝王尚且只能称为天子，南子仅仅只是作为卫灵公的夫人，何以能称为天？孔子如果把南子称为天，那么把卫灵公置于何地？又把周天子置于何地？所以刘宝楠的这种说法并不合理。
根据西汉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与南子见面的情况如下：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
由此可见，司马迁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不得已而见之”。还有，关于孔子与南子见面的情况，司马迁有如此生动的描述：“夫人在希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我们后人读来，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是，这一生动情节仅见于司马迁的笔下，并未见于他书，令人怀疑，难以尽信。
根据西汉扬雄（前53-前18）《法言·五百》所言，他对于孔子见南子之事，另有一番评论：
或问：“圣人有诎乎？”曰：“有。”“焉诎乎？”曰：“仲尼于南子，所不欲见也；于阳虎，所不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不诎，如何？”
此处扬雄认为孔子见南子是“诎”，诎通“屈”，这样看来，与司马迁所言“不得已而见之”是异曲同工之语，他们二人都没有怀疑孔子见南子之事的真实性，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孔子见南子之事的真实性。
根据《孟子·万章下》的记载，孔子应该是“际可之仕”，其原文如下：
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也。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而且，根据《孟子·告子下》的记载，孔子作为“际可之仕”，可以“礼貌衰，则去之”，其原文如下：
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笔者认为，因为孔子在卫国是作为“际可之仕”，可以“礼貌衰，则去之”，所以他不至于“时不获已”而与南子“不得已而见之”。
根据南宋朱熹（1130-1200）《论语集注》所言，孔子与南子见面是因为“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其原文如下：
南子，卫灵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卫，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而子路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辱，故不悦。……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其见恶人，固谓在我有可见之礼，则彼之不善，我何与焉。然此岂子路所能测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朱熹的说法虽然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述的情况基本相符，但是，“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未见于《周礼》、《仪礼》与《礼记》，在《春秋》经传中，亦不可考。清代毛奇龄（1623-1716）《四书改错》对此礼已经进行了驳正：
古并无“仕于其国，见其小君”之礼，遍考诸《礼》文及汉晋唐诸儒言《礼》者，亦并无此说，惊怪甚久。及观《大全》载朱氏《或问》，竟自言是于《礼》无所见，则明白杜撰矣。然且曰：“榖梁子以为大夫不见其夫人，而何休独有郊迎执贽之说，不知何所考也。”按此是庄公二十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妇入觌”之传，系初迎夫人，大夫宗妇行觌至礼，与见礼无涉。士有相见礼，而诸侯大夫见礼则绝无可考，又且宗妇觌至，大夫不觌至，诸儒聚讼，《三传》尚不合。今以觌礼为见礼，以大夫之妇入觌为大夫入觌，则觌礼见礼总乱矣。
显而易见，毛奇龄的这一驳正较为合理，所以，“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只是朱熹出于个人的臆度，纯属杜撰之语，并无明确的证据。
综上所述，《子见南子章》的真实性确实非常可疑，其内容未必属实。那么，《论语》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章呢？此章又是何人所作的呢？
根据清代崔述（1740-1816）《洙泗考信录》所言，此章很可能是“后人之所续入”，其原文如下：
此章（即《子见南子章》）在《雍也篇》末，其后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有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后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于篇末。
由此可见，崔述的说法比较合理，此章极有可能是“后人之所续入”，即“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于篇末”。至于何人所作，目前不得而知，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二、《侍坐章》[4]
《侍坐章》为《论语·先进》第二十六章，其原文如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5]（公元前551年）。根据《春秋》经传的记载，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因此，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子路小孔子九岁，冉有小孔子二十九岁，公西华小孔子四十二岁。曾皙，孔子的早期学生，曾参的父亲，名点，字皙。关于曾皙的年龄，现存经传之中，未见明确的记载，已不可考。根据《礼记·檀弓下》的记载，季武子卒，“曾点倚其门而歌”。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冬，当时孔子才十七岁，子路才八岁。据此可以推测，当时曾皙应该在十五岁左右（假定曾皙当时是十五岁，只比孔子小两岁），他的年龄应该要比子路更大，才有可能如此胆大妄为，敢于“倚其门而歌”。
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此章侍坐情景发生在何时呢？根据钱穆《孔子传》所言：“此章问答应在孔子五十出仕前。”[6]但是，孔子五十岁时，公西华只有八岁，不可能出现在孔门的侍坐情景中。前人已经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清儒金锷《求古录·礼说》认为，公西华少孔子四十二岁的“四”字是“三”字之误，这是纯属猜测，毫无根据，钱穆也没有补充任何证据，却说“金说甚是”[7]，明显不尽合理。
而孔子在五十岁至五十六岁时，正在出仕期间，忙于鲁国政事，不可能悠然闲适地与弟子们谈论人生志向。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五十六岁时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十四年之后，回到鲁国，正好是七十岁。因为曾皙没有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所以侍坐活动不可能发生在孔子五十六岁至七十岁之间。
如果要使年龄已经足够大的公西华和没有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的曾皙都有可能出现在侍坐情景中，那么侍坐活动只能发生在孔子归鲁之后。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子路卒于卫后庄公元年（公元前480年），此时孔子是七十二岁，而孔子在七十三岁去世，所以子路比孔子早一年去世。由于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因此子路享年六十三岁。至于曾皙、冉有、公西华三人的具体卒年，现存经传之中，未见明确的记载，已不可考。假定他们三人都在孔子之后去世，同时又要使子路出现在侍坐情景中，那么此次侍坐活动只可能发生在孔子七十岁至七十二岁之间。我们不妨取孔子七十岁至七十二岁的中间节点，即七十一岁。假定此次侍坐活动发生在孔子七十一岁时，那么，此时四位侍坐的弟子各有其不同的处境。子路是六十二岁，他当时正忙于仕途奔波，参与
《侍坐章》师生五人年龄及其经历参照简表
四子年龄及其 经历 孔子 年龄及其经历 | 子路 | 曾皙（年龄已不可考，笔者只能推测） | 冉有 | 公西华 | |
1岁（出生） | 尚未出生 | ||||
1-50岁（出仕之前） | 若三子年龄足够，则可能侍坐 | 小于8岁 不可能侍坐 | |||
50岁（开始出仕） | 41-47岁 | 48-54岁 | 21-27岁 | 8-14岁 | |
可能侍坐 | 不可能侍坐 | ||||
50-56岁（出仕期间） | |||||
56岁（离开鲁国） | 追随孔子 周游列国 可能侍坐 | 没有追随孔子周游列国 不可能侍坐 | 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可能侍坐 | ||
56-70岁（周游列国） | |||||
70岁（回到鲁国） | 61岁 出仕卫国 忙于政事 | 68-69岁 可能已经 离开孔门 | 41-42岁 正在鲁国担任当权上卿季孙氏的家宰，承担鲁国的朝政重任 | 28-29岁 可能留在孔子的身边，四子之中，唯有他可能侍坐 | |
71岁（归鲁之后） | 62岁 参与 | ||||
72岁（归鲁之后） | 63岁逝世 | 具体卒年，经传之中，已不可考 | |||
73岁（逝世） | 不可能侍坐 | ||||
而且，四位弟子年龄相差悬殊，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各言其志”，除了公西华之外，其他三位弟子都是中老年人，生命已经过半，对于他们三人而言，参与孔门这次关于人生志向的“主题班会”，并无多大的现实意义。此外，子路和冉有已经从政多年，在外受到任用，各自都有职务。即使他们偶尔回到孔子身边，面对声名远扬的这两位学生，孔子也不可能对他们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在《论语·公冶长》第二十六章中，孔子与子路、颜渊两位弟子谈论人生志向，其原文如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在《论语·公冶长》第八章中，孔子论及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其原文如下：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在《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五章中，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三位弟子谈论人生志向，其原文如下：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
在《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五章中，孔子又与子路、子贡、颜渊三位弟子谈论人生志向，其原文如下：
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击钟鼓者，上闻于天，旌旗翩飜，下蟠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茝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衣冠为子宰焉。”
由此可见，在《论语·公冶长》第二十六章、《论语·公冶长》第八章、《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五章与《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五章中，孔子与弟子们谈论人生志向的时候，师生都怀有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伟大理想，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流露出一种典型的儒家精神。而在《侍坐章》中，孔子却对曾皙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志向大加赞许，发出“吾与点也”的喟然之叹。这是消极避世、隐逸田园的生活方式，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蕴涵了一种典型的道家精神，偏离了儒家思想的主旋律，与前文所述的具有儒家精神的四章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意旨迥异，反差巨大。
另外，根据《论语·先进》第三章所言：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此十人便是后世所谓“孔门十哲”，其中并无曾皙，而颜渊位居“孔门十哲”之首。在《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五章与《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五章中，孔子与子路、子贡、颜渊三位弟子谈论人生志向的时候，孔子对颜渊大加赞许，称颜渊为“圣士”、“大士”，这是有其依据的，因为颜渊位居“孔门十哲”之首。而在《侍坐章》中，曾皙表明了“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志向之后，孔子发出“吾与点也”的喟然之叹，使得曾皙在孔门之中异军突起，身价骤增。可是，曾皙不但不在“孔门十哲”之列，而且其人在《论语》中仅见于此章。
如此看来，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位弟子一起谈论人生志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侍坐章》是艺术虚构，堪称中国古代小说的滥觞之作。那么，《论语》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学作品呢？此章又是何人所创作的呢？
前文已述，《侍坐章》是凸显曾皙之作，而曾皙之子曾参是孔子的高徒，因此，《侍坐章》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曾参。曾参是著名的大孝子，他对父亲曾皙特别孝顺。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亲亲”之道，《论语》其他各章都没有提及曾皙，这对一位儒家的大孝子而言是不太舒服的。在孝心的驱使之下，曾参奋笔写下《侍坐章》。而且，曾参的弟子是《论语》的编纂者，学生编纂《论语》时，把老师的作品收入其中，是理所当然之事。此外，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侍坐章》的作者是曾子的某位学生。
三、《公山弗扰以费畔章》
《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为《论语·阳货》第五章，其原文如下：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根据《左传·定公十二年》的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的具体情形如下：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公山不狃即公山弗扰，是季氏的家臣，他与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不但不敢召孔子去，而且孔子当时正是鲁国的司寇，亲自命令申句须、乐颀打败了公山不狃与叔孙辄。孔子身为司寇，尽心辅佐定公，开始施行周公之道，怎么可能离开
根据《公羊传·定公十二年》的记载，孔子是主张“堕费”的，其原文如下：
曷为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堕费”，而公山弗扰不肯“堕费”。这样一来，公山弗扰必定仇视孔子，他不可能召孔子前来辅佐自己。而公山弗扰与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阻挠了孔子“帅师堕费”的新政，孔子不可能前去辅佐公山弗扰，更谈不上“吾其为东周”。
而且，司马迁似乎也看出了《论语》此章的内容与《左传·定公十二年》、《公羊传·定公十二年》的记载有矛盾，所以把“公山弗扰以费畔”安排在定公九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如下：
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接着，司马迁又把“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安排在定公十三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如下：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如此看来，司马迁的安排固然精巧，但是，随之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面对“郈之叛”与“成之叛”，鲁国都是及时平定的，而发生在定公九年的“费之叛”，鲁国为何一直等到定公十三年才“堕费”呢？从定公九年到定公十三年，公山弗扰竟能在费维持稳定的政权，长达整整四年之久，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司马迁对于此事的记载，并不可靠。
东汉王充（27-约97）《论衡·问孔》也论及此事，其原文如下：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为东周，欲行道也。
王充没有发现《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与《左传·定公十二年》、《公羊传·定公十二年》的记载有矛盾之处，认为孔子确实有心辅佐公山弗扰并且发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之语，所以阐发经义，提出“为东周，欲行道也”，实乃强为之词。通过前文所述，《公山弗扰以费畔章》的真实性明显是极为可疑的。
四、《佛肸召孔子章》
《佛肸召孔子章》为《论语·阳货》第七章，其原文如下：
佛肸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佛肸召，子欲往”之事的情况如下：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根据《左传·哀公五年》的记载，赵简子攻打中牟的情况如下：
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
而西汉刘向（前77-前6）《说苑·立节》也有“佛肸用中牟之县畔”的记载，其原文如下：
佛肸用中牟之县畔，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余子田基独后至，袪衣将入鼎曰：“基闻之，义者轩冕在前，非义弗受；斧钺于后，义死不避。”遂袪衣将入鼎，佛肸播而之赵，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田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襁负其母，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
从《史记·孔子世家》、《左传·哀公五年》与《说苑·立节》的记载来看，“佛肸召孔子”之事是在赵简子时，具体时间是在鲁哀公五年，即公元前490年。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与《史记·陈杞世家》的记载，公元前491年至公元前489年，孔子仕于陈湣公，不可能出现“佛肸召，子欲往”的事情。
但是，根据《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五章的记载，“中牟畔”之事却是另有一种情况：
昔者，赵简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也。君曷为而退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于险。’”使修其城然后攻之。中牟闻其义而请降，曰：“善哉！襄子之谓也。”《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
而且，《淮南子·道应训》也有类似的记载，其原文如下：
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围之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治城，城治而后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故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另外，刘向《新序·杂事第四》也记载了此事，其原文如下：
昔者，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堵，襄子击金而退。士军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也，君曷为去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尚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迫人于险。’使之城而后攻。”中牟闻其义，乃请降。《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襄子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本由伐中牟也。
还有，刘向《列女传·辩通传》记载了“赵佛肸母”一事，其原文如下：
赵佛肸母者，赵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赵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将论，自言曰：“我死不当。”士长问其故，母曰：“为我通于主君，乃言；不通，则老妇死而已。”士长为之言于襄子，襄子出，问其故，母曰：“不得见主君则不言。”于是襄子见而问之曰：“不当死何也？”母曰：“妾之当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为当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母何为不当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杀妾为有说也，乃以母无教邪！妾之职尽久矣，此乃在于主君。妾闻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长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长又能使，妾何负哉！妾闻之，子少则为子，长则为友，夫死从子，妾能为君长子，君自择以为臣，妾之子与在论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无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释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发襄子之意，使行不迁怒之德，以免其身。”《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写兮。”此之谓也。颂曰：佛肸既叛，其母任理，将就于论，自言襄子，陈列母职，子长在君，襄子说之，遂释不论。
从《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五章、《淮南子·道应训》的记载来看，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卒年，而且是在赵简子未葬之时；而从《新序·杂事第四》与《列女传·辩通传》的记载来看，中牟之叛是在赵襄子时，具体时间不得而知。总而言之，据此可以确定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卒后，当时是由赵襄子平定中牟之叛的。根据《左传》的记载，赵简子卒于鲁哀公二十年，也是晋定公三十七年，即公元前475年，而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如此推算，中牟之叛已是孔子卒后至少四年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佛肸召，子欲往”之事。而根据《史记·赵世家》和《竹书纪年》的记载，赵简子卒于晋出公十七年，即公元前458年，而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如此推算，中牟之叛已是孔子卒后至少二十一年的事情，则更不可能有“佛肸召，子欲往”之事。至于赵简子卒于何年与赵襄子立于何年，则尚待另外一番详细周密的论证，本文暂且不作深入讨论。所幸的是，赵简子的卒年不论是晋定公三十七年，还是晋出公十七年，两个时间都已在孔子卒后，而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卒后，则可以排除“佛肸召，子欲往”之事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从《史记·孔子世家》、《左传·哀公五年》与《说苑·立节》的记载来看，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时，具体时间是在鲁哀公五年，即公元前490年。而从《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五章、《淮南子·道应训》、《新序·杂事第四》与《列女传·辩通传》的记载来看，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卒后，当时是由赵襄子平定中牟之叛的。那么中牟之叛究竟是在何时呢？两个时间都有多处文献的记载依据，难以抉择，但又不容轻视。尤其需要注意刘向的记载，根据刘向《说苑·立节》所言，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时，而根据刘向《新序·杂事第四》与《列女传·辩通传》所言，中牟之叛是在赵简子卒后，当时是由赵襄子平定中牟之叛的。此三书都是刘向所作，但是却存在两个时间的记载，我们不能简单地判为文献讹误，刘向当时毕竟“去古未远”，他的记载必有所据。对于这两个时间，既然不能二者取其一，那就应该二者并存。笔者认为中牟之叛的两个时间都属实，换言之，中牟之叛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赵简子时，由《左传·哀公五年》可知，中牟叛后，随即归附了卫国。而关于赵简子平定中牟之叛的过程与结果，《史记》与《左传·哀公五年》均未详细记载，但是《说苑·立节》却有“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之语，由此可见，赵简子最终还是平定了中牟之叛。赵简子不仅没有惩处佛肸，而且宽大为怀，继续让佛肸担任中牟宰。可是，佛肸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未真正忠心于赵简子，始终伺机反叛。直到赵简子卒后，赵襄子初立，佛肸以为赵襄子将会按照礼制为父守孝，不会实施军事作为，因此他趁机反叛。可是，中牟作为要地，赵襄子不惜违背礼制，毅然平定了中牟之叛。关于赵襄子平定中牟之叛的过程与结果，《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五章、《淮南子·道应训》与《新序·杂事第四》均有详细的记载，中牟城墙不攻自坏，但是赵襄子坚持“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于险”，采取仁义之举，“使修其城然后攻之”，最终，“中牟闻其义而请降”。这样的结果真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点需要留意，除了《史记·孔子世家》之外，《左传·哀公五年》、《说苑·立节》《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五章、《淮南子·道应训》、《新序·杂事第四》与《列女传·辩通传》均未提到孔子，而且，对比《史记·孔子世家》与《论语·佛肸召孔子章》的文字，二者相差无几，太史公难免有照搬《论语》原文之嫌，所以“佛肸召孔子”之事不能尽信。
此外，根据崔述《洙泗考信录》所言，《佛肸召孔子章》在行文中，学生对孔子的称谓存在问题，其原文如下：
又凡“夫子”云者，称甲于乙之词也，《春秋传》皆然，未有称甲于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时，始称甲于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时无是称也。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于孔子之前，则曰“子如不言”，曰“愿闻子之志”，曰“子将奚先”，不曰夫子也。称于夫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即《佛肸召孔子章》）而已。盖皆战国时人之所伪撰，非门弟子所记。吾不知后世读《论语》者何以皆不之察也？
在通行本《论语》中，《侍坐章》有“夫子何哂由也”之语，但在南朝皇侃（488-545）《论语义疏》中，却是“吾子何哂由也”，而且，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也是“吾子何哂由也”。这样看来，《侍坐章》、《子之武城章》与《佛肸召孔子章》的“夫子”之“夫”字有可能是讹误或者衍文，所以不能仅凭崔述之言，毕竟孤证不立，难以信服。譬如《子之武城章》，虽然崔述提出了其“夫子”称谓的问题，可是现存文献不足为证，则笔者不敢妄自献疑。但是对于《侍坐章》与《佛肸召孔子章》，具有相关的文献依据，经过一番考证，因此笔者敢于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
此外，根据《论语·阳货》第一章的记载，孔子不愿意“见阳货”，其原文如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遇诸涂。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即阳虎，季氏的家臣。季氏几代以来，一直把持鲁国的政治，此时阳货却又把持季氏的权柄。《孟子·滕文公下》对此事有所说明，“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利用这一礼俗，趁孔子不在家，送一只煮熟了的小猪去。孔子也趁阳货不在家，才去登门拜谢，恰巧在路上与之相遇。
而且，根据《论语·阳货》第二十章的记载，孔子不愿意“见孺悲”，其原文如下：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孺悲，鲁国人。《礼记·杂记下》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孟子·告子下》有言：“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孔子故意不接见孺悲，并且使他知道，是否正如孟子所言呢？目前难以确定。
还有，根据《孟子·万章上》的记载，孔子不愿意“主弥子”，其原文如下：
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
弥子，即弥子瑕，卫灵公的宠臣。尽管弥子瑕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关系，只要孔子住在弥子瑕的家中，以弥子瑕为主人，就可以当上卫国的卿相，但是孔子并不愿意为了卿相之位而违背基本的道义。
显而易见，与阳货、孺悲、弥子三人相比，公山弗扰与佛肸二人是反叛之臣，其恶劣程度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孔子尚且不愿意“见阳货”、“见孺悲”与“主弥子”，又怎么可能愿意辅佐公山弗扰与佛肸呢？如果孔子愿意辅佐公山弗扰与佛肸的话，那么“见阳货”、“见孺悲”与“主弥子”更是不在话下了。因此，《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与《佛肸召孔子章》的记载内容不足为信。
在《论语·阳货》一篇的记载之中，孔子不愿意见阳货与孺悲二人，却愿意辅佐公山弗扰与佛肸二人，事情原委，前文已述，无须赘言。但是，还有一点值得考虑，那就是相似的叙事方式。
《阳货欲见孔子章》与《孺悲欲见孔子章》仅在开头具有相似的叙事方式：
《阳货欲见孔子章》的开头：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
《孺悲欲见孔子章》的开头：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
虽然暂时没有其他的证据，但是笔者推测此二章很可能同属一位作者。
《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为《论语·阳货》第五章，紧随其后的第七章，即《佛肸召孔子章》，这两章的叙事方式具有极其惊人的相似性，为了方便直观，兹列一简表如下：
两章的叙事方式对比简表
章名 项目 | 《公山弗扰以费畔章》 | 《佛肸召孔子章》 |
召见者的情况 |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 | 佛肸召 |
孔子的反应 | 子欲往 | 子欲往 |
子路的态度 |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
孔子的理由 |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
由上表可见，两章的叙事方式颇有“雷同”之处。而且，《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为《论语·阳货》第五章，《佛肸召孔子章》为《论语·阳货》第七章，其间仅隔第六章，位置如此之近。据此，笔者认为这两章应当同属一位作者。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两章的记载内容不足为信。那么，《论语》中怎么会出现如此相似却又不足为信的两章呢？这两章又是何人所作的呢？可惜文献不足证，目前不得而知，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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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422页。
[2]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422页。
[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422页。
[4]本文关于《侍坐章》的真实性献疑的写作参考了董楚平先生的《论语钩沉》一书及其《<论语·侍坐>真实性献疑》一文。《论语钩沉》之《侍坐章》：董楚平，中华书局2011年，第271~284页。董楚平：《<论语·侍坐>真实性献疑》，《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5]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十一日），即公元前479年，载于《春秋》经传，无异说。孔子生年则有二说：一、《史记·孔子世家》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二是《公羊传》与《谷梁传》说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古今学者多从《史记》，本文亦从《史记》。
[6]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6年，第21页。
[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