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5日，新加坡佛学院顾伟康教授应邀访问哲学所，并作“佛典翻译史钩沉”的报告。报告由何锡蓉研究员主持，所全体人员参加。佛典翻译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从思想史角度看，佛典翻译中产生的格义标示着佛学中国化的开始；亦是中国哲学中言意之辨的一种发展，具有哲学史的意义。顾教授为大家详细地讲述了佛典翻译的几个阶段，并介绍了当时几位重要的翻译家的翻译过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他揭示了佛典翻译的发展及其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的影响与互动。
顾教授认为，格义时代主要经历“没有文本的翻译”和“合作社式的翻译”两个阶段。据《礼记》和《周礼》的记载，早在汉以前中国就因五方言语不通而产生翻译问题，当时的翻译官统称为“象胥”。“翻译”一词则最早出现于佛教典籍中。因早期佛法学习皆口传相授，多没有文本，这无疑增加了翻译的困难。尽管口诵佛典要求极严苛，当时也出现记忆力惊人的奇才，如耶舍、道安、一行等，但毕竟奇才难得，又有诵者改经，终难证信。至佛典文本出现，翻译出现新的困难。首先，文字上佛经虽同是梵文，但各国不尽相同，经法、名称时有不通，需次第经历多种文字的翻译过程；其次，汉以前译者主要是外国译者，其汉语水平多不高，汉人则不通梵文而无法译经，直到智严、法显等中国译者出现。因而，佛典翻译需多人分别执原本、口译和笔受合作译出。但此种翻译的缺陷也很明显，或违背经旨，或名实不符，谬误不可避免。傅教授认为翻译是桥梁，同时也是隔离。
他接着介绍了在历届政府的支持和规划下，佛典翻译终于走出格义时代。他说明了鸠摩罗什译本、菩提流支译本、真谛三藏译本、达摩笈多译本和义净三藏译本的成就。通过分析释道安、鸠摩罗什和玄藏三位杰出的翻译家的翻译过程，说明除了翻译本身的困难之外，翻译过程要受到政权、战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帮助，也有消极的干扰。
顾教授报告中丰富的内容和平实的叙述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报告后，何锡蓉研究员和夏金华研究员等就翻译的技术、精神、复杂性以及影响翻译的因素等问题与顾教授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