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西哲学论衡》(年刊)协办的“儒者担当：拯救世道人心与天下秩序重建——大陆儒学新生代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扬州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侨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与新闻媒体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10月31日上午9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特色学科带头人余治平研究员主持开幕式，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致辞。何锡蓉研究员提出，在儒学复兴的今天，各位青年才俊不仅从学术上，更要在社会责任上有更大的担当意识。
旧邦新命高屋建瓴
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说明，中华民族不大可能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成为未来主导世界统一进程的民族。但是鉴于中国现有的规模，只要能把自身的问题真正解决好，就将成为未来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而能否建成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关键要看其今后能否在制度、价值和信仰等三方面建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论述了“文明论”视野中的大陆儒学复兴及其问题。他基于儒学未来发展重思现代新儒家，然后谈到儒家文明与中国道路问题，进而分析了现代性的困境与儒家复兴的深层动力，最后提出，如果儒家复兴与文明论意义上世界历史秩序的调整关联在一起，那么就必须认识到，儒学的自我准备还远远不够充分，几十年之后的人们只会追问：我们这个时代儒家给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给世界究竟带来了什么呢？
深圳大学王兴国教授主张，进入“后牟宗三时代”以后，当代新儒家在继承和反省第一代和第二代、尤其是第二代先辈的成果与缺失的基础上，如何在“儒学第三期的开展”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儒学的研究和开展同时向“全球化”和“本地化”铺张开来全面推进，这是当代新儒家的目标和任务。
浙江大学王绪琴副教授提出，孔子由解易而为儒学道德本体论奠基，但是，由于其道不传而有汉魏儒学的偏离和唐宋佛学的兴盛。至北宋，众多儒学家看出儒学的式微原因乃是形上本体论建构之不足，故兴起“因经明道”的解读经典之风，掀起了儒学道德本体论建构的又一次高潮，当然，宋代儒学家所作的理论尝试是否传承了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或者，宋儒所建构的道德本体论又是何种意义上的本体论，还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梳理和分析。今天，我们重新对儒学道德本体论的建构历史进行考察，将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儒学道德本体论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继承和发展儒学，建构今天的道德本体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宏副研究员认为，在当今社会，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形态，政治儒学日益凸显其影响与价值。与近代将“时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不同，当代大陆儒学界通过“返回”儒家思想本身，以求开创出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和模式，并尝试践行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也为儒家政治思想的现代展开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儒家政治哲学虽然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与现实政治的紧密结合，但其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却是对人类的关怀，是寻求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
考证精密思接千载
浙江大学何善蒙教授通过对《论语》中和“学”相关的文献梳理，讨论“学”在孔子思想中具有的特殊意义。“学”在孔子的思想系统中，不仅仅具有知识、德行意义上对于个体完善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学”这种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使得它具有了沟通天人、统摄诸德行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才形成了儒家对于“学”至为关注的基本传统，因为“学”是直接和儒学的内在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孔子的思想之中，至为重要的观念恰恰是“学”。正是因为“学”，仁义道德、礼仪法度才具有了存在的扎实基础；也正是因为“学”，使得人作为平凡的个体存在具有了超越现实而通达天道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杨海文教授提出，对于《千字文》说的“孟轲敦素”，两种古注把“素”解释为俭朴、质朴的“朴素”。“庶几中庸”是理解“孟轲敦素”的关键，《千字文》实际上是以《庸》释《孟》，通过该狂则狂、该狷则狷的中庸之义，敦促人们安于本位、恪尽职守。鉴于《千字文》巨大的社会影响，“孟轲敦素”堪称南朝孟学史的点睛之笔。
华侨大学杨少涵副教授对《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诸说作了详细的疏释，尤其是对“三重”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三重”的具体所指可以在两种情况下来考察。一种情况是“三重”一句本属《中庸》，在这种情况下，“三重”应指“上焉者”一句中的善、征、信和“下焉者”一句中的善、尊、信。另一情况是“三重”一句不属《中庸》，而是后人误植入的文句，在这种情况下，《中庸》“三重”可能是因为读孔子论夏、殷、周之礼，而联想到的《祭统》“三重”。
上海师范大学王江武教授认为，“三科九旨”的核心是王道。“三科九旨”是何休建构其公羊之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历来学者多有讨论，以为“三科九旨”的核心是“张三世”。他指出，“通三统”、“异内外”和“张三世”之核心是《春秋》所寓的王道的彰显与实现，王道就是三世渐进的主体。在何休眼中，所托之事不一而足，而所明之义，即在于指明人类文化总是在进化之中，王道理念自身有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天下仁义的普遍实现。正是《春秋》之王道将“三科”连结成为完整的一个整体。徐彦说“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物”也只能在王道为主体的教化逻辑上理解，而这样的理解也就是“以《春秋》当新王”之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朋博士在深入分析帛书《要》的基础上，借助于其中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所进行的整体论述，通过对孔子所说“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三个易学命题的展开讨论，系统考察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生成资源、独特学术内涵和理论架构的生成演变过程。在对先秦儒家易学理论架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论述时，着重讨论了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象数建构方面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阐明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同济大学陈畅副教授分析了《明儒学案》中的宗传与道统，然后指出，学术界长久以来形成的对《明儒学案》之定位并不准确，《明儒学案》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分类知识集，而是一部展现理学政教秩序的道学之书，一套完整的意义系统，它把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各家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表述理学家对政教秩序的寄托。可以说，《明儒学案》在政教理想上和黄宗羲的另一名著《明夷待访录》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明清思想转型使这一理想失去了现实依托。《明儒学案》对明代学术的总结以及寄托于其中的道统理想，亦被一分为二，前者备受赞赏，后者被视为应予以摒弃的门户之见。这也是现代以来学术界对《明儒学案》定位产生误区的根源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石立善教授提出，自元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途，至于明末，儒学内部相互排轧攻击，门户纷争，无有止息。万斯同《儒林宗派》以大魄力与识断，以孔子为儒林之肇始，正本清源，以“儒林”为总归，统括经学、道学，试图化解各派之争，构建出新的儒学通史之骨架，故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学史著述中别具一格。《儒林宗派》的儒学史观上承黄宗羲，其编纂体裁则下启全祖望及王梓材、冯云濠。万斯同注重学术史的演变与多元性，注重学统与学脉之析理，乃此书成立之基盘。某些人物不按生卒年编排，而是以主次轻重为序，显示了万斯同独特的眼光与灵活的手腕。《儒林宗派》以表为文，以表为史，分支别派，其收录之广博、格局之宏大可谓如实地反映了清初学术的规模与风气。此书的学术意义已超出浙东学术之范围，在整个“儒学史学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副教授认为，南宋末年，在以朱子门人为主的理学力量的直接推动下，朱子学进入私学与官学系统，并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派道统人物也最终进入国家祭祀系统，朱子学的制度化得到基本实现。而这与朱子学的学派特征密切相关，最庞大的学术体系、最具普遍接受性的义理体系和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正好迎合了唐宋以来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的特定接受心理，成为朱子学最终代表两宋理学实现制度化的内在根源。
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博士主张，章太炎以《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并举，作为“新四书”，置《孝经》于纲领性的首出地位，这一“新四书”体系意味着章太炎晚年儒学观的成熟和系统化，其中亦蕴含了其强烈的现实关怀。针对新文化人士非孝毁礼的风潮，章太炎将卑视怀疑《孝经》的朱熹作为非孝论之鼻祖，实则是在移花接木地批评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新学思潮。章太炎之《孝经》学是理性平实的《孝经》学，其提出的“新四书”也正是理性平实的“新四书”。归结言之，章太炎早期的“夷经为史”瓦解了传统经学，但他晚年又树立起了理性平实的新经学。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复兴经学有借鉴意义。
承前启后经世致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余治平研究员以《春秋公羊传》书法诠释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从“夷夏辨变”、“夷狄之”、“礼崩乐坏”与“中国亦新夷狄”四个方面，详细解读了当时孔子对中国的批评。在孔子看来，中国人如果继续沉沦下去，不行仁义，丢失道德，则完全有可能退化成新的夷狄部族，相反，现在的夷狄部族无论再怎么进步，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诸夏中国。诸夏学坏似乎很容易，而夷狄学好则比登天还要难。而这恰恰又是由夷狄之为夷狄、诸夏中国人之为诸夏中国人双方面的本性所先天决定了的。这对于当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复旦大学李若晖教授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关于“专制”的文献，进而探讨“专制”的基本内涵，中国古代正常（或理想）的权力结构为“君相分职”，倘若这一结构遭到破坏，则无论是权力被集中到了国君手中，还是大臣手中，都被视为“专制”。仅仅由于自战国以来，君权上升，权力日益集中到君主手中，所以“君主专制”成为常态，在基于君主应当“专制”的政论中，“专制”便被用来指斥大臣对于君权的“侵犯”，而忘却了君主“专制”本身即非正。其实，中国古代对于君主专制是有批判的，这正是中华政制之核心与精义所在。李教授最后特别说明，自己把这个研究心得与同道分享，就是为了表出中国古代对君主专制之理论批判与制度制约，冀还历史以真实，还政治以德性，还苍生以福祉，还人间以正道！
扬州大学刘瑾辉教授论述了古今学者对孟子思想时代价值的挖掘，从古代董仲舒对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申发、宋理学家对孟子理欲观的诠释、康有为借《孟》言志到20世纪80年代对孟子民本思想高度关注、20世纪90年代热衷解读孟子经济管理思想、21世纪对孟子和谐思想的发扬光大。刘教授还解读了党的领袖学说中闪耀的孟子思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构想与习近平的“群众路线”论述。
兰州交通大学杜华伟教授认为，“从游”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士阶层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其主要价值在于弟子们以主动求学为动力，自觉追随老师左右，与老师朝夕相处中耳濡目染其德行、向老师求学问道中感知效仿其人格。古代书院继承了这种教育传统，教授与生徒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志同道合、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创建了开放平等、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使道德教育自然寓于知识教育之中，取得了卓著成绩。研究古代书院的“从游”教育传统，对于现代高校重建和谐师生关系与有效进行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1月1日中午12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宏副研究员主持闭幕式，余治平研究员作会议总结。至此，历时一天半的研讨会顺利结束，圆满成功。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参加这次会议，相互探讨学术，受益匪浅，恳切希望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牵头，以后每年组织一次中青年儒学研讨会。此番盛会，高朋满座，坐而论道，正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良有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