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5日上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应邀来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了题为“《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的变革”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由副所长黄凯锋研究员主持，所里的科研人员及研究生参与了本次学术活动。
邹诗鹏教授首先指出，总体而言，《资本论》的核心逻辑是资本批判，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价值分析，上升到对其结构逻辑分析。目前学界对《资本论》的取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资本主义的变革与马克思没有关系；一种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忽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变革作用。因此，本讲主要探讨的即是《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的变革之间的关联。整个报告分三个部分展开：
一、《资本论》和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困境
邹诗鹏教授指出，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以对资本文明的肯定为前提的，他对资本文明有一个基本承诺，包括对生产力的提高、市民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的市场化、自由贸易、世界市场等几个方面。依托于资产阶级社会，资本实现了自己的文明形式，任何社会如果没有经历过资本文明的足够洗礼，是很难进入现代文明的。
他进而指出，《资本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自由贸易、劳动力的市场化以及私有制，这也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主要特征，马克思都持批判态度。他指出，首先，对市场的忽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软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其次，对劳动认识的简化，斯密是从一般的分工来讲劳动的概念，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讲劳资对立就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再次，《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批判，更是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展开的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从宗教到拜物教的转变；最后，揭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的分析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吸纳了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自由主义，抓住了契机，在19世纪50年代后启动意义深远的变革，以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对立在现实中找不到了。
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推动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
19世纪50年代英国进入维多利亚盛期，以斯宾塞儿以代表的社会哲学的思路改造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推动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整个欧洲的革命基本上偃旗息鼓，政治革命被一种经济革命取代了。
邹诗鹏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变革引起了马克思的思想的转变，或者说是其政治思想的断裂。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预期，但是在此后的研究中，以1857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为代表，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针对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抽离过程，提出两个绝不会的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邹诗鹏教授进而指出，《资本论》实质上是对于资本主义何以以经济危机的形式不断持存，展开探讨，可以说，《资本论》提供的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建构一个生理学。穆勒借此重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一种作为教养的社会自由，而不再仅限于国富论中的国家自由，将国家和社会结合在一起，并推动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的形成，形成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三、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
《资本论》是一部未竟之作，马克思未来得及展开对于土地、金融及全球化的批判。就土地而言，他的核心范畴依然是土地占有制，而非土地所有制，否则土地批判可能就会取代资本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批判是内在于《资本论》之中，新自由主义是要约束市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要进一步放开市场，《资本论》中的全球市场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据，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转移；全球资本主义以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为基础，现代的金融资本已经超出了货币的概念，激进化的金融资本反过来座驾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预见到了，但是马克思没有在一种金融帝国的意义上来理解，忽视了金融帝国对民族国际国家的决定作用。
报告的结尾，邹诗鹏教授谈到了对于中国道路的思考，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把现在当永恒，通过不断的触及它的边界进行变革，我们在讲中国道路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超越性，在承受资本洗礼的同时，探索形成一种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最后，部分科研人员就报告主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互动。黄凯锋副所长总结了此次学术报告，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批判，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当下的现实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